政府部门要研究如何进一步为企业减轻税负

罗卫东

制图：陈欣（豆包AI)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提交了一份为中小微企业降低用电、用工、租金等刚性成本的建议，这份建议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国家物价局等部门的回应。

过去一年，多个部门进一步为民营企业减税降费，今年两会期间，南方都市报回访罗卫东，他在调研中发现，中小企业成本仍有压减空间，他再度呼吁，着重为中小企业降低社保、物流等制度性成本，减轻税负，鼓励企业轻装上阵，提振信心。

　　政府需要思考怎么帮助

　　传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南都：去年两会，您呼吁为中小企业降低成本，反馈效果如何？

罗卫东：国家发改委、国家物价局回复了建议，相关部门也在拼命想办法。但从过去一年调研来看，中小企业目前面临较大的困难还是成本，要努力把社保成本、物流成本降下来，政府部门还要研究如何进一步为企业减轻税负。这些企业现在经营成本已经压缩得不能再压缩，但各地的制度性成本不一样，还有一些刚性成本、上游成本难以快速压减。

春节期间，我和几个企业家聊天，企业现在软性支出也很高，即使有生存压力、订单量不足，但要努力维持经营，万一哪天订单回弹，不至于手忙脚乱。但单个企业很难抵御周期性风险，当外部环境变化，突然迎来全新的竞争生态，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调整，这就导致一些企业家，特别是中小企业家比较焦虑，一些可替代性太强的企业，如果难以维系成本优势，不可避免就要面临倒闭。

南都：怎样破解这一难题？

罗卫东：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趋势不会变，但中小微企业家在过去的一年里普遍感到生意难做。解决问题有时候也与政府和社会多大程度上能为企业分担压力有关，如何帮助企业扛过艰难时期。

南都：AI时代来临，传统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会遭遇冲击。

罗卫东：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近期deepSeek引起关注后，一些互联网头部企业，很快意识到它的能量开始布局，但现在传统行业还缺乏这样的意识，尤其是一些传统制造业缺乏真正能使用人工智能的人才，这些行业缺少年轻人，中老年员工知识更新较慢，囿于传统和认知惯性，如果能打破惯性，传统制造业、实体经济能快速拥抱AI，那么会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但也要同时看到，传统行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仍然处于低端产业链，运用甚至研发高科技的成本相对较高。政府需要思考，怎么帮助它们转型升级；这些企业的底层逻辑也依然是模仿和跟随，而不是创新与引领，缺乏真正变革的动力，或者缺乏创新的能力，我们不能期待它们一夜之间变为凤凰。　　

政府要尊重企业家的主体性

　　明确权力清单　　

南都：近期，中央召开了高规格民企座谈会，对民营经济是一剂强心针。

罗卫东：这是疫情结束后，党中央举行的最高规格的民企座谈会，再一次表明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变态度。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座谈会新业态、新形态的民企比例增加，年轻企业家走到了聚光灯下，这一代企业家的突出特点是有更多的本土性、自主性和更大的创新性。

南都：座谈会上，来自杭州的高科技企业受到关注，为何是浙江杭州诞生了这样的企业？

罗卫东：为什么是杭州而不是浙江其他地区？这和产业结构有关。比如宁波是实体经济为主，其制造业在浙江一直遥遥领先，但也可能正因为此，它形成了某种特别的路径依赖，缺少了一些变革必须的动力和弹性。与此不同，杭州在最近几十年里，一直发挥其比较优势，形成了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格局，服务业增加值大于制造业。对信息时代变革的反应速度相对较快，能迅速在互联网时代赋能，形成了互联网经济和信息经济的新业态，吸引了大量人才，衍生出一批公司，从而形成了良好的产业生态。

从杭州的营商环境来看，多年来一直提倡的是“店小二精神”，现在更是把“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服务周到”的政府行政理念落实落细，这就是政府的服务精神。如果你们有兴趣到杭州的产业园来看看，会发现园区内初创企业非常多，杭州政府充分给予各类企业相对宽松的成长氛围，扛不过去了政府兜底，这是杭州政府的行政逻辑，在这套逻辑之下，企业能够按照自己的行业逻辑去把控成长发展的节奏。

当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更加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杭州是一个山水城市，是一个东方哲学和美学赋能的城市，培育、熏陶的是一种注重品质、重在体验、淡泊明志、从容洒脱的社会心态。创意、灵感都在生活之上碰撞诞生，这样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生态，吸引一批志同道合的高素质、高技术人才，来这里做一些真正感兴趣的事，这是杭州独特的优势。

南都：杭州今春“出圈”也让人们在思考，政府和企业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如何为民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罗卫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的规范下，政府和市场如何各司其职而又相互配合，这是一篇大文章。做好这篇文章的根本，是政府要尊重企业的主体性和市场规律，要按照人性的基本逻辑行事，官员是人，企业家也是人，大家彼此平等，将心比心，互相理解。我个人体会，在杭州这个地方，社会发育相对比较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比较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各自都找到了发挥特长优势的场域。这与其他一些地区，有较为浓厚的官本位习性形成对照。

南都：过去一年，不少地方出现趋利性异地执法的现象，如何遏制这样的现象？

罗卫东：政府一定要明确责任边界和权力清单，不能随意和任性。总的来说，必须要明确坚定不移地确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并且有实实在在的制度去落实这一理念，在这个前提之下，政府如何依法行政以及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才有可能较好地解决。　　

通过稳定化、体系化的政策

　　给居民更强的信心和预期　　

南都：过去一年基层调研中，您对经济形势的变化有怎样的体感？

罗卫东：我们在基层调研的时候看到一些信息，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用正在显现，中国经济还是在不断回升的状态。这几年政府也在努力地减费让利，退税补贴，包括发行长期国债，促进消费，现在关键是要更有信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国内需求量客观数据摆在那，供应链齐备，国家抗风险的整体能力很强，这是我们的优势，其次比较重要的是中低阶层收入提升和消费扩张，在外部环境变化之下，最终国内消费总量上去，就能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甚至可能产生新的生产扩张。

南都：在消费方面，有不少人反映没钱消费、不敢消费。

罗卫东：这一方面是一个现实的预算约束问题，但也反映了一个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心理。在某种意义上，重要的是信心。在消费、投资等需求的扩张方面，“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生产不足又会影响投资和就业，进而影响生产率和收入，从而出现恶性循环。所以，在宏观经济出现需求不足的状况时，扩大消费是最重要的反周期举措。经济学理论认为，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放水，大家信心起来了，社会资金流动起来，可能一切都热起来，但现在是中央松，民间紧。要进一步通过稳定化、体系化的政策，给居民更强的信心和预期，有时候适当对宏观经济保持乐观态度是重要的，就像宽松的、赏识为主的教育会让一个孩子变得更加活泼、更能主动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才能一样。

采写：南都记者 蒋小天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