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汗漫谈散文新作：纸上还乡，就是回到天真和淳朴

故乡，是文学一个永恒的母题。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刘亮程的沙湾，等等，让异乡读者也能从中看见人性的光辉与幽暗。诗人、散文家汗漫亦不例外，其关于故乡的近作散文集《纸上还乡》自面世以来，广受好评。

汗漫，诗人、散文家，著有《一卷星辰》《在南方》《星空与绿洲》《纸上还乡》《上海记》等。曾获得“人民文学奖”“清明文学奖”“雨花文学奖”等。

一位客居上海的作家书写自己的故乡，缘何引起读者跨越地域的广泛共鸣?书中究竟表现了怎样的情感与思考，才能让南阳成为又一个跨越时空的乡愁符号?日前，汗漫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著名诗人、散文家汗漫。

南都:您在书中提到对这本书的写作延续了二十年，是什么让您如此长时间专注于对故乡的书写?在这个过程中，您对故乡的理解和情感是否发生了变化?

汗漫:2000年，我由南阳移居上海后，才逐渐认识到，一个人在异乡才会拥有故乡。自然，故乡就成为我业余写作的主题之一。何况，南阳盆地丰富多彩，值得我用一生回望它、书写它。这一盆地位于豫、陕、鄂三省交界处，中国南方北方的分水岭，就位于南阳境内的伏牛山峰顶，盛产小麦和水稻，这样的地理特点，也造就了本地乡民性格:宽和，大度，什么饭都能吃，什么样的处境下都能忍耐着、活下来。历史上，南阳属于楚汉文化交汇带。成语“朝秦暮楚”，就产生于“一脚踏三省”的荆紫关镇:战国时代，它在清晨被秦人占据，晚上又被楚人夺回。东汉时期，南阳被称为“南都”“帝乡”。它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是汉代画像石，等等。在上海、中年，回望一千公里外的南阳，时空距离使我对故乡的认识，反而更加完整、理性，情感日趋深沉。它固然灿烂多彩，但也深藏种种痛楚与黯淡。每一个人都是故乡的产物，一个作家书写故乡，就是认识并校正自我。纸上还乡，就是回到天真和淳朴，抵御颓丧和衰败。

南都:您如何定义“故乡”?在您看来，故乡与异乡的关系是怎样的?

汗漫:“故乡”，我认为是一个精神性的名词，是一切故人、故事、故物的集合。“家乡”，则是一个地理性名词。时光流逝，人间巨变，一个人仍能乘船乘车回家乡，但无法回到各种记忆所组成的故乡了。通过写作、阅读、回忆，重建精神故乡，就非常必要，让一个人有底气面对当下，而不至于茫然四顾，这就是苏轼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去异乡获得自由，在故乡获得安放，这就是我理解的故乡与异乡的关系，两者对于人的精神成长，都至关重要。一个作家的故乡版图，将随着他的经历而不断扩张、“吞并”异乡。于我而言，故乡是南阳盆地、中原，也是我内心能够抵达的任何地方。

南都:您书中既写了南阳人物，也写了盆地生态与乡民人格等，您是如何平衡这些内容的?您希望通过这些内容传达给读者什么样的信息?

汗漫:有一句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反过来也成立，一方人养一方水土。一方人，用各种各样的才华和创造力，为一方水土增光添彩，这光彩，就是文心、文脉、文明。南阳古称“宛”，现在留下的旧城门上，还镶嵌着“文明在宛”四字。这一个盆地，文气浓郁，涌现了众多杰出人物，如，东汉张衡，一个跨越了各种知识边界的天才，其《归田赋》建立了文学中的“还乡”主题，影响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书写。南阳还出现了历史学家范晔、医圣张仲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是南阳人，但长期隐居南阳，写出了中国人都知道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一名句。现当代以来，南阳出现了冯友兰、姚雪垠、李季、董作宾、杨廷宝、周梦蝶、痖弦等名人。《纸上还乡》中也写到那些卑微无名的人。这些前贤与平凡乡民，一并承载着南阳历史乃至国家记忆。写他们，就是写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从而让后人记取来路、深长思之，继而选择朝正确的方向去。

南都:书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人吃大地一生，大地吃人一口”，如何理解这句话?它在您的创作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汗漫:这是一句南阳民间俗语，意思是:人被大地养育一生，最终被大地张开坟墓这一个嘴巴，接纳于自身。它揭示了人与大地的关系:人是大地之子，又在大地中进入新一轮转化。这句话，让我想到提倡“土地伦理”的美国作家爱默生、利奥波特、梭罗等，也让我想到当代中国作家苇岸。他就是一个大地之子，质疑化学工业对土地的伤害和现代生活方式，其人其文高度统一，清新而自然。这一句南阳俗语，像诗一样简劲、智慧，感动我也提醒我:把书桌视为大地的延伸，走笔就像走在大地上，放弃傲慢、恶意和妄念，让言语像四季万物一样新新不已，充满惊喜和发现——这，大约就是孔子所说的“修辞立其诚”，也是韩愈所讲的“惟陈言之务去”吧。

南都:您在书中努力超越具体地域的藩篱和边界，希望通过对南阳“这一个”故乡的书写，让读者辨认出属于自己的乡愁和中国。您认为这种跨越地域的共鸣，是如何实现的?

汗漫:故乡，是每一个作家都面对的写作母题。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刘亮程的沙湾，苇岸的华北平原，让异乡读者也能从中看见人性的光辉与幽暗。由此可见，一个杰出的故乡就是中国，因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纸上还乡》呈现了南阳盆地的独特性，更着眼于其中蕴含的普遍性，即，各个时代的记忆与民族命运。比如，写汉代画像石，绝不能“到汉画像石为止”，而应当在这一文化符号里，远眺中国人浪漫主义精神和美学传统的源头，看见人的境遇和魂魄，读者方能与之共情共在，而不是像浏览景区说明书那样，仅仅抱以猎奇、旁观的态度，客人般置身于文本之外。

南都:您的写作风格被评价为“散怀抱”和“在人间”，您的语言风格则被评价为丰沛又豪迈，烟火气与诗性表达融合。您如何理解这些评价?

汗漫:“散怀抱”三字，出自东汉蔡邕关于书法的一段论述:“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他所说的“书者”，我们可以理解成一切书写者，惟有散放内心，才能笔墨不羁，与僵化、陈腐、言不及义为敌。正是他，创造并命名了书法中的“飞白”。散文也是飞白，是飞动高翔的自白。这一文体的最大特点，是第一人称单数的“我”始终在场，一切表达必出自“我”的怀抱。而“在人间”，就是“我”与世俗烟火同在，讲人话、近人情，而不是大讲鬼话与神话。“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白居易的写作观，“时”“事”统合在一起，那就是“人间”。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在纸上留下新的人间消息。

所谓“丰沛”，大约指的是我语言中的抒情性吧，把内心敞开，向一切人表达善意和美感，思无邪则深情在焉，文字就会丰沛如流水。“豪迈”，或许指我写作题材的开阔复杂。我的散文集中，除了书写故乡的《纸上还乡》外，还有关于个人史的《南方云集》，关于山水行走的《在南方》等。2025年将出版的散文集《既见君子》，则书写了影响现代中国精神面容的十位杰出者。在这些文章中，叙事、抒情与思辨兼备，也就显得豪放、雄迈了。眼下，精致、自赏、把玩式的写作，比比皆是。我则神往于一种泥沙俱下、云蒸霞蔚般的表达，那是韩愈、苏轼们为后生们所示范的文章气象。至于“烟火气”“诗性”，我认为两者并无矛盾，诗性只存在于烟火日常，才有温度、有活力。“丰沛”“豪迈”“烟火气”“诗性”，这些概念完全可以交融共生于文本中。

南都:在《纸上还乡》中，您对南阳盆地一些被常人忽略的细节(如乡村土墙上的标语)，进行了细致描写，您认为这些细节对作品的意义是什么?

汗漫:写细节，是作家应该有的一种基本能力，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需要细节的支持，因为细节承载事实与诗性，一新耳目，动人心魄。文本如果缺乏细节，就缺乏说服力、感染力，悬空而可疑。《纸上还乡》中，除了记录乡村土墙上各时期的标语外，还写有众多细节，如，诗人痖弦带往加拿大的南阳油灯；黄山遗址内，四千年前古人缝衣服的骨针、装化妆品的小陶罐、推拉门的轨道，等等。我认为，细节里有大局和深意藏焉，它们点点滴滴，让一个地域、一部文本的总体性建立起来，呈现给观察者、阅读者。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庄家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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