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高额彩礼，如何才能有底气有动力

3月8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举行，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回答南都、N视频记者的提问。

3月8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场“部长通道”上，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就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问题回答南都记者的提问。韩俊提到，有农民反映“高价彩礼、天价彩礼娶不起”“名目繁多的人情来往礼金还不起”等，要推进乡村文明建设，进一步推动乡村移风易俗，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群众，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这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也要持之以恒。

近年来，高额彩礼、婚礼大操大办现象广受关注。以乡村社会高额彩礼为例，江西某地调查显示，至少1/6的家庭“因婚返贫”；西北某贫困县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婚龄家庭需借贷付彩礼，平均负债周期达7年。为抑制高额彩礼现象，从倡议引导到规范约束，尽管各地持续探索，但落实到现实工作中，管不管、怎么管一直以来存在争议。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有必要跳出彩礼问题本身来讨论。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在采访中对高额彩礼问题进行拆解：“彩礼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土地福利分配对女性的不公”“彩礼实际上是对男性享受的土地经济福利和村级集体福利的一种补偿”。这一观点也是基于诸多的客观现实：2018年，全国妇联的一份委托调查显示，有80.2%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没有登记姓名，在北方地区这个数据更是达到99%；而今年1月，某地一女子因未婚生育，被当地农村经济组织取消了成员资格和分红福利，该事件实际上也并非个例。

权益保护不完善，利益分配不均衡，旧习陋习未被修正，村规民约与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相矛盾，为乡村社会生产生活埋下诸多隐患，而高额彩礼仅是其造成最凸显的问题之一。回到彩礼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公众消费能力不断提高，不少农村地区彩礼数额不降反增，即便给彩礼设定限额标准，也仍有工作人员表示“很难推进”。归根结底，农村彩礼与其说关乎“面子”，实则是二人婚姻关系背后两个家庭的“里子”，仅对彩礼简单设限，恐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整治“高额彩礼”，这也是7年来中央第六次对此点名。整治高额彩礼是移风易俗的一项关键工作，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社会多方参与、长线“作战”，高额彩礼、厚葬薄养等现象具有关联性，也意味着治理要多点进行、协同发力、有机融合。

顶层制度的设计就是积极信号。去年，蒋胜男委员关于推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促进性别平等与乡村振兴的提案被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正式通过，将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明确“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不难看出，此规定受益者不只是农村妇女，更对治理高额彩礼从制度上夯实了基础。

移风易俗过程中，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公众就有动力，有全面完善的制度保障，公众就有底气。高额彩礼是一个社会问题，以人为本、追根溯源尤为关键，多措并举、系统治理的过程也意味着不会一蹴而就，尤须坚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