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七成人员不用交个税，为何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余淼杰详解

高端访谈

3月1日起，一年一度个税汇算正式开始。叠加专项附加扣除，你能退税多少？南都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两会，有关个税的话题再次引起热议，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此建言献策，包括提高个税起征点，专项附加扣除扩围等。南都记者获悉，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建议，适度调整优化个人所得税率，包括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0万元/年。

当前的个税起征点为5000元，即每人有6万元/年的基本减除费用，而社会上热议“几亿人月入几千元”。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取得综合所得的人员中，无需缴纳个税的人员占比超过七成。在剩余不到三成的实际缴税人员中，60%以上仅适用3%的最低档税率，缴税金额较少。加上专项附加扣除，年收入不超过10万元的，基本无需缴纳个税。

那么，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必要性是什么？哪些人群将受益？如何操作让更多人受益？降低个税最高税率和提高慈善捐助扣除比例有什么考虑？对此，南都对话余淼杰进行解答。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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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重税、资本轻税”，要减轻工薪阶层税负

南都：每年个税起征点提高与否都会引起热议。今年提出这项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什么？

余淼杰：尽管宏观经济呈现复苏态势，但消费动能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际税收竞争加剧等问题仍制约高质量发展进程。在此背景下，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成为深化财税改革、激活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抓手。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从提振居民消费、释放内需潜力来说，亟需税收政策精准发力。当前消费复苏动能仍显不足。究其原因，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消费主力，其税后可支配收入增长受限：当前个税起征点（6万元/年）使月收入5000元至1.6万元的工薪阶层综合劳动成本较高，叠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上升，可支配收入增长空间受限，直接抑制消费升级意愿。

与此同时，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矛盾依然突出，2024年基尼系数攀升至0.465，远超国际警戒线（0.4）。现行个税制度对劳动收入与资本收益的差异化调节不足，工薪阶层承担主要税负，而资本性收入征税力度薄弱，进一步加剧“劳动重税、资本轻税”的结构性失衡。

在此背景下，通过个税改革定向减轻中等收入群体负担、强化资本利得调节，成为破解“消费疲软—收入分化”恶性循环的关键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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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入12万至16万的中等收入群体可受益

南都：目前无需缴纳个税的人员占比超七成，年收入不超过10万元的，基本无需缴纳个税。您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0万/年，哪些人群将受益？

余淼杰：将综合所得起征点提至10万元/年，叠加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后，家庭年免税额度可达16万元（10万元起征点+3.6万元赡养老人+2.4万元子女教育+其他扣除），覆盖年收入12万至16万的中等收入群体。整体政策将大大释放消费潜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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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北上广深提高起征点，保障中等收入群体普惠减负

南都：不同地区收入水平差异较大，社会上热议“几亿人月入几千元”，个税起征点提高该怎么操作让更多人有“获得感”？

余淼杰：具体而言，建议同步在北上广深等高成本区试点10万元/年起征点，重点缓解高房价挤压效应；中西部地区则通过“赡养老人扣除翻倍+返乡就业补贴”组合，激活县域基础消费市场。通过“全国普调+区域试点”双轨策略，保障中等收入群体普惠减负，并差异化破解区域消费抑制难题，为“提低扩中”目标提供多层次支撑，为稳定社会、公平共享注入核心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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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个税最高税率，为境外高端人才提供个税补贴

南都：我国个税结构中，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占申报人数的1%，其申报缴纳的个税占五成以上，是个税“调高惠低”作用的体现。您为什么提出降低个税最高税率？深圳的境外人才税收补贴政策有怎样的意义？

余淼杰：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可以提升国际人才竞争力。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税收政策成为各国争夺高端资源的核心工具。我国现行个税最高边际税率45%已偏离国际竞争力基准。建议将最高税率降至35%，与美国（37%）、新加坡（24%）等经济体接轨，缩小高端人才税后收入差距。

以年薪200万元为例，税率调整后税后收入从110万元增至130万元，显著提升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此外，可设立跨境人才税收特区，对符合条件的境外专家实行“五年免税期”，参考深圳市境外人才税收补贴政策，为境外高端人才提供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我国税率与政策的调整不仅是税制优化，更是全球创新要素配置能力的战略升级，为我国核心技术攻坚战储备关键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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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个人捐赠扣除比例，助力“富人多捐、中产减负、穷人受益”

南都：您还建议提高个人捐助税前扣除比例，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余淼杰：我国慈善捐赠规模持续扩大，2023年社会捐赠总额达1363.8亿元，同比增长25.7%，但捐赠主体结构失衡问题突出：我国慈善捐赠长期依赖企业主导，个人捐赠占比较低。而2023年美国个人捐款额还占总捐款额的67.2%。

究其根源，我国税收激励政策存在制度短板：现行政策规定个人捐赠税前扣除限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的30%，且不可跨年度结转。实物捐赠需通过指定机构评估并开具票据，流程周期长达1-2个月，严重抑制民间公益活力。

因此，通过提高个人捐赠的税前扣除比例，从当前的30%提升到40%-50%，并允许未使用额度跨年度结转，最多延续五年。这样一来，不仅能激励更多人参与公益，也能让捐赠行为变得更加可持续。也可以引导社会资源填补公共服务缺口，可以形成“富人多捐、中产减负、穷人受益”的分配调节链条，实质性推动个税“提低、扩中、调高”目标落地。

南都：目前，社会上对于慈善捐赠和个税抵扣还有些顾虑。您认为要做好哪方面工作？

余淼杰：简化捐赠流程是关键。通过推出“电子捐赠票据”系统，捐赠者可以更便捷地进行捐赠确认和税收抵扣，大大缩短手续处理时间，提升捐赠者的参与度。

另外，需要加强捐赠资金的透明度，确保公益项目真正落地，也能增强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为此，可以要求公益组织定期公开捐赠用途和项目审计报告，确保资金的高效使用。

与此同时，还可以设立一些奖励机制，特别是对捐赠大额资金的个人或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荣誉称号，进一步鼓励社会各界投入公益事业。通过这些措施的综合推进，将有效推动社会财富的合理再分配，促进更广泛的公平共享。

采写：南都记者陈秋圆 发自北京

南都全国两会报道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