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寇纲：建立海外合规服务体系协助企业应对挑战

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取得长足进步，以DeepSeek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企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布局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是全国政协委员、西南财经大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寇纲履职的第三年。今年，他立足于长期深耕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方向，并向能源、网络数字平台出海、未来产业等实际领域拓展，提出多项建议。近日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他提到DeepSeek海外破圈的背后，还折射出技术竞争政治化与标准制定权争夺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西南财经大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寇纲。

寇纲表示，如今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国际突围之路充满挑战。在欧洲加大AI投资奋力追赶、中美AI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要积极加入AI全球治理，通过建立海外合规服务体系，由国家主导搭建法律、数据隐私等领域的咨询平台，协助企业应对国际审查和诉讼风险。

开源生态能降低整个社会的技术使用成本

南都：近期DeepSeek、宇树科技的出圈进一步引发了国内外有关AI大模型的开闭源之争，您主张强化开源共享，是出于哪些考虑？

寇纲：主张强化开源共享，是因为开源能够实际上降低整个社会的技术使用成本，提升社会对最前沿知识的接纳程度。

以走开源路线的DeepSeek为例，它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的所有公司，助力其技术推广并促进全民使用。DeepSeek仅用十天就获得了一亿注册用户，二十天便拥有了两千万活跃用户。全社会不仅积极享受了这一科技成果，还能推动DeepSeek进一步发展。

我认为开源生态的后续价值在于，它能帮助相关公司占领行业制高点，成为行业标杆，并且有助于其未来以灵活的开源或闭源方式构建产业生态——毕竟从闭源走向开源难度较大，但从开源走向闭源则相对容易。

南都：DeepSeek爆火后频繁宕机，但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算力中心建设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位。为何算力基建的总体规模可观，但在AI服务所需上又存在缺口？

寇纲：算力与房地产或公共交通不同，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算力处于持续更新迭代发展的状态，它涵盖存储算力、智能算力以及超算等。我们提及中国算力规模位居世界第二时，实际上是将所有类型的算力都囊括在内的。

一方面，在现实建设过程中，早在2018年，美国就对我国实施了高端显卡限制政策。我国算力可在存储算力和超算算力自主建设方面发力，然而在AI生态的基础智能算力领域，难以获取最顶级的硬件设备来进行大规模建设和发展。

另一方面，前几年国内人工智能生态尚未形成，社会接纳度不高，在这一领域的投资不敢过于激进。如今人工智能产业爆炸式发展，如DeepSeek这类急剧增长的情况带来了爆炸式需求增长，算力自然不可避免地遇到瓶颈。

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尽管国内的推理和训练算力也在不断发展，但客观来讲，与美国仍存在三到五年的差距。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与持续增长，我国在智能算力建设方面也在持续加大投入，尤其是在高质量、高端算力方面不断发力，毕竟有市场需求就会有相应的投入。

建立海外合规服务体系，协助出海企业应对审查

南都：今年初，小红书、DeepSeek一度在美国苹果应用商店免费软件下载排行榜登顶。当前中国互联网产品国际化呈现怎样的态势？

寇纲：中国互联网产品的国际化进程，既是一部数字技术的进化史，也是一场全球市场的突围战。自1994年中国实现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经过多年发展，中国互联网企业已从“追赶者”成长为行业“佼佼者”，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广泛关注。如今，中国互联网企业正以独特姿态重塑全球数字版图。

早期，中国互联网产品出海主要以工具类应用为主，这类产品应用场景单一、可替代性强，竞争壁垒较低。其后内容类产品逐渐崭露头角，其中字节跳动的TikTok便是代表性案例。相比工具类产品，内容类产品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强的影响力。

如今随着技术实力的提升，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出海模式进一步升级，从依赖应用创新，逐步迈向以底层技术创新为驱动的国际化竞争。尤其DeepSeek以媲美ChatGPT的高性能、开源模式、低成本的优势震动全球，展现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力。

总体而言，这一系列变化反映出我国互联网产品国际化进程的显著转变——从单一品类向多行业拓展；从应用层创新向底层技术突破发展；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共创者”迈进，逐步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和技术标准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未来，中国互联网产品将在技术创新、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

南都：中国互联网创新的国际突围之路绝非坦途，如DeepSeek的使用就受到多国限制。该如何更好应对地缘政治压力等挑战？

寇纲：面对国际市场的重重挑战，我们需要构建“硬科技攻坚、软实力赋能、制度创新护航”的三位一体战略。

具体而言，在技术攻坚层面，面对芯片限制等“卡脖子”问题，我国企业正通过算法优化开辟差异化突围之路。以DeepSeek为例，其研发团队在算力受限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新的模型架构和训练框架，大幅度提升模型训练效率，证明通过底层算法革新有望重构技术竞争格局。这种创新范式为我国AI产业突破算力瓶颈提供了重要启示——只有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才能打破技术封锁。

在文化协同层面，我们应充分发挥技术平台作为文化桥梁的作用，重塑跨文化对话的路径，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交流。另外在制度创新方面，中国互联网企业需要加速从“标准跟随者”向“规则共建者”转型。通过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主导跨境数据流动标准建设等举措，为技术创新构建制度性保障。

我相信，科技创新、文化融合、制度适配的协同突破，将助力我国在全球数字文明进程中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

南都：为了突破外部封锁，您建议推广中国AI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等。在欧洲加大AI投资奋力追赶、中美AI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该如何参与到AI全球治理中？

寇纲：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

一是要在联合国、G20等多边平台提出AI伦理和数据跨境流动的“中国方案”，强调技术普惠性，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二是要积极应对国际挑战，建立海外合规服务体系，由国家主导搭建法律、数据隐私等领域的咨询平台，协助企业应对国际审查和诉讼风险。

三是要通过“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输出AI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提升技术话语权，推动中国自主研发的模型压缩标准、多模态接口规范成为全球行业基准参考。

“入表”难在数据资产权属确定及价值估算

南都：近日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正式上线，此举将解决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哪些难题？

寇纲：截至2024年7月，我国已有200多个省级和城市的地方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开放的有效数据集达到了30万个以上。然而，数据开放存在不充分（颗粒度粗、质量差、价值容量低等）、不平衡（区域间、部门间不平衡）、不协同（孤立平台多、字段标准、颗粒度标准不一致等）、不可持续（平台重建设、轻服务）等问题。

我认为，建立全国统一公共数据资源登记体系，有助于建立公共数据资源底账，为克服以上问题、进一步提高公共数据资源可用性奠定基础。

南都：该登记平台可能有哪些典型的应用场景？

寇纲：一方面，当前公共数据存在“流不动”的问题。在供需对接的中间环节，供需政府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数据，买方公司也不知道政府有什么样的数据，无法提出要求。另一方面，政府自身的技术开发和运营管理能力有限，导致供需对接困难。由于政府人力和财力的不足，一些需要加工的高价值数据无法持续稳定地供应，也无法完全满足市场需求。

“供不应求”和“流不动”的数据对接最终促使数据价值“不能很好被利用”，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登记平台可以让企业清晰了解政府有什么数据，进一步推动供需的对接。

至于典型场景，我觉得主要包括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三大场景，以及三大场景下细分的具体小场景。

南都：2024 年数据资产“入表”阵营不断扩大，您如何看待现阶段“入表”成效？

寇纲：数据资产“入表”就是将企业的数据资源以资产的形式纳入财务报表中进行管理和计量。通过将数据资源纳入财务报表，企业能够更清晰地展示其数据资产的经济价值，增强投资者对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的信心，推动数智化转型，促进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以及强化数据合规与安全管理。

据我了解，‌去年有60多家上市企业、200多家非上市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工作。实践中遇到难点和堵点主要是数据资产权属的确定以及价值的估算问题。数字确权的基本原则还未能转化成广泛认可的实操手段，成本法测算难以全面反映数据资产的市场价值，而后者又高度依赖商业场景和运营能力。

采写：南都记者 樊文扬

南都全国两会报道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