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控烟立法：饱受二手烟之苦，他们给政府工作报告提建议

两会建言

全国“两会”开幕在即，它在法律上被赋予一系列重要的功能，也是中国每年讨论公共政策的关键场合。现在，不少饱受二手烟困扰的人，希望将这个问题推进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秦月提交的关于控烟的建议。

向政府工作报告提议控烟

如何描述吸到二手烟的感觉？大多数回答先从一系列躯体感受开始：难闻、呛；敏感的人是咳嗽，不断地咳嗽。而后是无力感，烟雾徘徊在楼道、电梯、红绿灯、会议室、餐馆，担心人际冲突和领导反感，很少有人能现场劝阻吸烟。

秦月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在回想起挤在十平米的办公室，每天要吸80根二手烟，衣服头发上都是烟味，不得不戴两层口罩呼吸困难的崩溃经历后，她找DeepSeek要了一份控烟建议，给政府工作报告上传了自己建议。

DeepSeek列举出了吸烟导致的健康危害、医保负担，以及对城市形象的破坏，建议设立室内禁烟区，并提高烟草税、强制印刷警示图形。

2025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几个月前，国务院就开始为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向网民征集建言。中国政府网称，将认真汇总整理大家对《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府工作的建言，并转起草组和有关方面研究处理。抓住这个时间窗口，不少饱受二手烟困扰的人，希望这个问题可以进入中央政府视野。

提建议让秦月心情大好。很长一段时间里，二手烟已经成为她工作的代价，但没有哪家公司会在招聘时提醒这点。“当你不得不去吸二手烟的时候，感受到是权力对你的那种霸凌。”

她很清楚意识到，二手烟已经不是通过个人努力就能解决的一件事了。她把中国政府网和DeepSeek的截图发到社交媒体上，呼吁有相似经历的人都去提交建议。

全国两会召开前几个月，国务院就开始为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向网民征集建言。

林清也是给《政府工作报告》提建议的人之一。她的生活被二手烟所困，工作的写字楼从电梯到男厕所都会飘出烟雾，回到家，楼道里也飘散着烟味，有人习惯坐在楼梯和露台上抽烟，就连去办事大厅，也有烟味飘出办公室。她时常打12345和12320投诉，但收效甚微。投诉工单大多被转回所在地街道，工作人员态度很好，但也只能上门劝阻、张贴禁止吸烟标识。她几次被告知，他们没有执法权，所以不能罚款。

她所在的厦门曾经是国内最早出台控烟规定的地区之一，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推出了《厦门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2017年又在另一部文件中完善。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厦门规定已然略有“过时”。

厦门卫健委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当地规定在十一类法定公共场所吸烟的属于违法行为，场所涵盖：室内体育馆（场）的观众厅和比赛厅；宾馆酒店的接待大堂，走廊过道；商场（店）、书店、邮电、金融、证券的营业场所；车、船、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内及其等候室和电梯间等。

而林清吸到二手烟的一些场所，却被遗漏在外。当地卫生监督人员还在2019年的访谈中谈到，受限于人力不足、执法难度大、取证难等因素，控烟执法时常力不从心。她感慨，她现在已经对投诉不报什么希望了， 打12345时换成了更委婉的“能否出面协商”。

不过，林清也不要求所有场所都禁烟，她提给政府工作报告的建议还包括给吸烟者建立公共吸烟点。“我知道社区这些地方寸土寸金，我们这些不喜欢烟味的人不让他们抽，但总是要有抽烟的地方，不希望他们边骑电动车边抽，不希望在有屋顶的地方抽，但如想解决问题，还是要建吸烟点。”她说。

上海街头关于控烟的宣传标语。来源：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回应控烟困境：“我真的觉得现在国家应该立法”

多年以前，列举一串禁烟场所的做法，就已经不被专家所推荐——这不仅增大执法难度，还会遗漏相当一部分二手烟危害严重的地区。

有感于全球烟草危害不断加剧，1999年世界卫生大会启动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称《公约》）谈判。中国在2003年签署《公约》，200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公约》第八条明文规定，缔约方应以立法、行政等措施防止公众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下称“三类室内场所”）接触到烟草烟雾。

自此，三类室内场所全面禁烟，就被称作是控烟的“金标准”。《公约》隐含的另一项建议是，各国应该出台一部全国性的控烟法规，以保护全部人口。

在一个讨论“哪个城市二手烟少”的帖子中，香港澳门是被提名最多的城市，高额罚款引人注目。内地城市的排名则有争议，即使是上海、深圳、北京、杭州等业内公认控烟较好的地区，也只多是“说得过去”，仍有不少批评声音。而其他城市的法规和执法，也都还存在不少差距。

景珩从事国际销售业务，时常在外出差。一些地区从入境开始，就不断有文字提示不要随意吸烟以避免高额罚款，他在路上也看不到叼着烟走的人。

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定，使得各地控烟力度参差不齐。几年前，控烟界曾尝试出台国家层面的控烟条例，但未能成功。此后，业内转向推进地方层面率先出台控烟立法，最成功的案例包括北京、上海等地的控烟条例，很大程度上助力了室内公共场所的控烟工作。不过，在地方推动控烟立法的做法近些年也频频受挫。《2023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显示，历经各种博弈，2021年重庆出台了专门的控烟法规，但是重庆的控烟法规没有达到全面无烟要求。之后，大连、沈阳、成都、珠海等城市出台的专门控烟法均未达标。

时间来到2025年全国“两会”，控烟再次成为民间关注的议题之一。除了自发给《政府工作报告》提建议的网友外，专业人士也在寻找渠道发声。2月28日，在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举办“全国两会代表、知名专家控烟与健康研讨会”。主办方尝试邀请数位代表委员到会交流，希望能将控烟界的专业声音传递到两会上。被数位与会专家反复谈到的一个建议就是：国家立法和综合立法中增加控烟条款。

“我真的觉得现在国家应该立法，凭什么有的地方的人就应该暴露在二手烟中，就受二手烟危害？凭什么在另一些地方生活的人就可以投诉？健康的公平性在哪里体现呢？应该有一个全国的法律。”一位来自疾控系统的专家说，“现在的资源这么有限，真的应该有一个全国的立法。”

“非常希望两会的代表委员，能在两会上讨论这样一个重要的议题。”一位财税专家说。

为自己争取可能性

在网友所有关于控烟的建议中，一个高频关键词是“烟草税”。但与深耕控烟的财税专家不同，网友接触“烟草税”的渠道颇为无奈。

景珩听说“烟草税”，源自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秦月也听说过类似的段子，她一度信以为真。直到某次看到描绘中国税收构成的饼状图，她才意识到烟草税只是税收总额中的一小部分。一位资深控烟人士谈到，中国的税收采用统收统支制度，收支分别计算，某项税收不会指定用于某个领域。

另一个更现实的数据是，吸烟导致的经济负担已经超过了税收收益。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测算显示，2018年，我国烟草相关疾病经济负担总量为15214亿元，相当于同期GDP的1.7%。这同样相当于同年烟草税收的1.3倍。

而去往各国出差的经历，让景珩了解到，卷烟被多个国家和地区课以重税，当地的烟价也远高于国内。身处中国吸烟率最低的城市上海，景珩能感受到控烟执法之难，也因此，他希望通过涨价减少吸烟行为。

从各国经验看，征收烟草税是控烟的核心工具之一。中国曾经在2015年小幅上调烟草税，卷烟销售量和吸烟率都应声下降。但到今天，此次提税的效果已被逐渐“稀释”。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卷烟产量逆势增加，到2022年就恢复到加税前的水平。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团队的研究显示，国内2020年一包烟的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为48.4%，远低于世卫组织建议的75%水平。她在前述研讨会上谈到，对比国际经验后可见，提高烟草税是控烟“双赢”策略：既能减少消费，又能增加财政收入。她建议逐步提高税率，并将税收专项用于公共卫生，“我国税价提升空间巨大，需平衡健康目标与社会公平”。

“如果我是代表委员，第一个建议应该会是烟草额外增加销售金额15%-20%的税金，所得税金充作医保基金。另外，严格限制可吸烟的区域，区域外吸烟罚款，金额对标香港和新加坡，罚款用作城市绿化建设。”景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几位接受采访的网友都对短时间出台全国性的控烟规定感到没把握，控烟尚未明确列入正式的立法规划。“我们能做的，就是现实情况下为自己争取可能性。”景珩说。

等待之下，总有一个绕不开的场景：当一个人在幼儿园门口抽烟时，要不要劝他熄掉？@每天健身的数码博主浩，是最早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公众给控烟提建议的博主之一，他对制止吸烟很有底气。

“大家都是家长，烟民家长可以理解。而且我本身的体格有足够的说服力。”他说，“但体格不该是一个人制止吸烟行为的底气，法律才是。”

（秦月、林清、景珩为化名)

采写：南都记者宋承翰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