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迁谈新作《惊鸿》：艺术是开在沼泽之上的孤绝之花

多年以前，范迁有过一段闯荡巴黎的岁月——“年轻，穷而精力充沛，并且胃口极好”——无拘无束的日子至今令他难以忘怀。

“我一礼拜七天，深夜在香舍丽榭大道上为人画肖像赚取明天的伙食钱，我常常游荡在拉丁区的小巷里画街景速写，吃阿拉伯人的羊肉卷饼。在下雨天，我躲进道塞美术馆，走上空无一人的三楼，独自面对莫奈的十二张鲁昂大教堂原作，那震撼之感记忆犹新。”

这段经历经过时间的熔炼，化于范迁的文字当中，构建起二十世纪早期巴黎“流动的盛宴”，传达出旅欧学子为之肝脑涂地顶礼膜拜的“强烈的美，出格的美，怪异的美，延续的美”。

2025年1月，范迁的长篇新著《惊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以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几位青年赴欧学艺的经历为主线，书写一代旅欧艺术家清贫、艰辛而纯粹的一生。

1940年代末，范国粹与几位好友秉持对艺术的一腔热情，相携去欧洲闯荡。去国前，范国粹邂逅一生的挂念赵承曦，短暂相恋又失之交臂。时间之河流淌，国粹在追逐艺术梦想的路上孤身独行，步伐从未停止，死却悄然而至……小说《惊鸿》以爱情故事开始，以对生命的沉思收束。从东西方文明交融的长江三角洲，到巴黎楼顶间的简陋画室，及至古高棉王国石岩上的神秘微笑，巨变中的世界图景，跟随主人公的经历，如一幅丰美壮阔的画卷徐徐展现。

范迁是“画家出身的小说家”。1981年赴美留学，1983年硕士毕业于旧金山美术学院。从事油画、版画、雕塑创作，多次在纽约、洛杉矶、明尼苏达及旧金山地区展出并获奖。20世纪90年代，他逐渐由绘画转向写作，已出版十余部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

范迁将忍受生活的艰辛而坚持不懈的艺术家称为通往理想的道途上“不得志的苦行者们”。以上世纪早期留学欧洲学艺的中国学子为例，林林总总上百人，除一两个极其幸运者，如今大部分已被世人遗忘，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奋斗、挫折、辛酸与苦难亦无人得知。范迁告诉南都记者，写作《惊鸿》这部小说，正是为了“用文字重现艺术家生涯中的筚路蓝缕，他们的固执和觉悟，收获与失落，狂喜和遗痛”。

苏东坡有诗言：“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陆游亦写道：“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惊鸿”是人生中光华灿烂的一瞬，是对艺术的直观，对情感的叹逝，对生命的参悟。范迁以油画般的笔触，再现艺术家的凄美人生，刻画近代中国的革新与动荡，更探索人性中灰暗与明亮的种种维度。

得益于特殊的求学经历，他的文字极具质感，有精微的勾描，亦有跌宕的块面，布局缜密而气韵浑成。他已获得语言与视觉的通感，坚信诗画同源，好的绘画一定涌流着诗意——这造就了他的文学风格中最独特的部分。范迁说：“站在杰克逊·波洛克的狂暴的泼彩画面前，你可以感受到像金斯堡《嚎叫》诗集一样的原动力。绘画生涯给我的启悟就是永远追寻诗意，锲而不舍直到孤绝的境界。”

作家、艺术家范迁

南都专访作家范迁

艺术是开在沼泽之上的孤绝之花

纪念为艺术献身的苦行者们

南都：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什么？是什么触动了您，让您决定写下这个故事？

范迁：这本小说是有感于那些忍受生活的艰辛而坚持不懈的艺术家们。他们有些人可能一辈子没有得到金钱上的回报，也没有机会举办个人画展，但是这些都阻止不了他们继续在艺术道路上探寻的脚步。有些人直到生命的末期才被公众所知，有些人则是至死也没有被发现。这些都不重要，对于纯粹的艺术家来说，艺术就是他们毕生供奉的宗教，为之孰生孰死。小说中也写到；梵高如果不画画是会死的，他整个人就是为了画画而生的。

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说过：那些完全要靠艺术工作来维持生活的艺术家，不管他是写作或是绘画，都使我全心全意地感到怜悯。

我并不完全同意毛姆用了“怜悯”这个词。因为我经历过这一切，由此我明白这一切磨难是达到艺术臻境的必经之路。

选择艺术这条道路不但是自择，也是天择。

我在《惊鸿》这部小说里用文字重现艺术家生涯中的筚路蓝缕，他们的固执和觉悟，收获与失落，狂喜和遗痛。

南都：《惊鸿》这个书名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范迁：在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上，熙来熙往，转眼即逝。有着太多我们所不知晓的生与灭，来与去，但那一切确确实实是发生过的，在时光之外，在我们的认知之外。

这部小说在收获发表时名曰《惊鸿 踏雪》，惊鸿是指任何个人在时间长河里都是一瞬间，而踏雪是人世间浅浅的留痕，是生与灭之间刹那而过的种种忆念，是对人生飘渺而去遥远的回望。佛语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但这却是我们为人一世仅有的忆念，仅有的梦幻。

这部小说力图钩沉一段被遗忘，被埋没的时光。是纪念那些为艺术献身却一生不得志的苦行者们。

南都：《惊鸿》以几位赴欧学艺的学子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时间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为什么将故事背景设置在这个时代？

范迁：作为揭示命运的长篇小说，是需要隔开一定的时空来审视、考量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大潮给个人命运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书中人物出于艺术家的敏感，更是体会到个人际遇的巨大落差。

而艺术的本质是在最大的维度上体验人生，艺术家只有在经历了正反两面的落差之后才能悟出人生的真谛，从而达到通透的境界。

南都：小说的主角范国粹、傅云裳、傅云鹏、赵承晚、赵承曦等可有现实原型（范国粹身上似乎有赵无极的影子）？

范迁：所有能称得上艺术家的都有一种共性，不管个人际遇如何，对心中的艺术追求目标锲而不舍。这是“惊鸿”这部小说的底色，却不是特指某个艺术家。

南都：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与赵无极同时在法国留学的中国艺术家还有朱德群、吴冠中、常玉、熊秉明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留法艺术家群体。您认为他们的故事为什么值得书写？这一代留法艺术家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范迁：他们打开了一扇观念的窗子，告诉当年还颇为闭塞的中国的艺术家们；除了写实主义，还有更多的表现手法。当代艺术追求的已经不是像与不像的问题，也不是对生活简单的模仿和截取。当代艺术更为着重个人观感，心悟，以及个体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在形式上，当代艺术打破了上千年的条条框框，只要能表达出心中所想的，任何材料和手法都可以运用。具象与抽象，架上绘画与装置艺术，唯一的要求是作品本身有生命力，感染力。

这群留法的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融合了东西方艺术的精髓，赵无极的抽象画里有范宽山水的磅礴大气，常玉的线条中似乎有着梁楷的落拓不羁。在某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架在中西文化鸿沟上的一座桥梁。

还有一大贡献就是为苏富比之类大大小小的拍卖行提供了数以千百万计的金钱流量。（笑）

对巴黎的回忆从未褪色

南都：除了对艺术和理想的追求之外，您还希望在《惊鸿》这部小说中讨论哪些主题？

范迁：艺术是朵开在大沼泽上的孤绝之花，它的审美根系却深植在水面之下。这审美观包括了哲学传承，潜意识中的生命观，教育的充沛与缺失，以及社会的风气与个人的际遇。这一切铸造了千变万化的个体，不同的观念互相碰撞，从而演绎出人世间的悲喜剧。近代中国的动荡是巨大的，作为一个小说作者，这段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素材。正如古人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小说作为一种线性叙述的艺术，挖掘现实表层之下的盘根错节，揭示人性如何在外部世界影响下的变迁，这是所有伟大小说的探寻主题。

南都：创作《惊鸿》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您是怎么克服的？

范迁：在写作长篇小说遇到瓶颈是太平常的事，我电脑中至今还有好几部写到一半写不下去的长篇小说文稿。那怎么办呢？拉扯自己的头发是没用的。那该死的文思就像一只躲在床底下的猫，哄也好唬也好，就是死活不肯出来。这时候也就只能搁下，出去散个步，吃个冰淇淋，回家再冲个澡。

创作《惊鸿》最大的挑战是在心理层面上的，人在生活重击之下，他的直觉反应是怎样的？国粹有家难回，生死交关之际，他是怎么想的？承曦在财物被偷之后是如何应对的？说到底，人生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作为小说作者，不但要为人物做出合理的环境布局，还要为各个角色安排好下一步的选择。要参考他们的性格心性，个人气质和所在的处境，挑选出最为合乎情理的选择。

作家、艺术家范迁

南都：请谈谈您年轻时在巴黎自由闯荡的日子。艺术家似乎都有巴黎情结，巴黎为什么吸引您？《惊鸿》当中是否也融入了您游访巴黎时的见闻？

范迁：我至今还非常怀念那些在巴黎无拘无束的日子，年轻、穷而精力充沛，并且胃口极好。我一礼拜七天，深夜在香舍丽榭大道上为人画肖像赚取明天的伙食钱，我常常游荡在拉丁区的小巷里画街景速写，吃阿拉伯人的羊肉卷饼。在下雨天，我躲进道塞美术馆，走上空无一人的三楼，独自面对莫奈的十二张鲁昂大教堂原作，那震撼之感记忆犹新。我买了火车联票周游了整个欧洲，为了省旅馆钱，夜里就睡在火车上，一件军大衣和一个背包就是我全部的家当。我在巴黎遇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正人君子和鸡鸣狗盗者。我在街头跟阿拉伯人打过架，搭讪过女孩子。挨过饿，也吃过巴黎的美食。很多年过去了，对巴黎的回忆却像是一幅色彩浓烈的画面，从未褪色，从未忘怀。

巴黎吸引艺术家，是因为巴黎整个城市就是个艺术的“场”，正如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描述的那样，艺术的氛围不但凝聚在博物馆和画廊里，也飘荡在大街小巷之中，在香颂乐曲低徊的寂寞咖啡馆里，在塞纳河两岸的形形色色生活之中。

还有巴黎的文化传承也是很吸引艺术家的，我去过吉维尼的莫奈花园，普瓦松涅赫大道上萧邦的故居，在花神咖啡馆里坐上沙特和波伏娃曾常年踞坐的桌位。正是这份传承，吸引了毕加索和莫迪里阿尼，海明威与亨利·米勒，也吸引了赵无极和常玉他们那一代人。

我当年在巴黎的见闻和际遇，当然是写作《惊鸿》不可或缺的素材。

追寻诗意直到孤绝的境界

南都：您原本毕业于旧金山美术学院，从事油画、版画和雕塑创作，作品也多次在纽约、洛杉矶等地展出和获奖。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由油画转向了写作？作为表达方式，绘画和写作对您而言有什么相同和异同？

范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你问文森特·梵高怎么从传教生涯转为画家的，他大概也回答不上来。可以回答的是，我写作的缘起非常偶然，因朋友之间的一个打赌而写下我第一个长篇小说《白房子 蓝瓶子》，不想竟然被报上连载了，还出版了。从此激活了我写作的激情，“下水”之后一发不可收。

绘画与写作其实根出一源，都是艺术家对外部世界以及自己内心的认识和表达。相对来说，绘画更基于空间的塑造，基于定格的一瞬间。写作则更着重于时间的线性递进，事物在不同的语境中的嬗变。不过在当代，这个界线变得模糊了，好的文字可以呈现出很强的画面感，如纳博科夫和海明威的作品，《洛丽塔》开篇一段短短的文字就给人描绘了一幅亭亭玉立的少女肖像。诗歌也可以把形象定格于一瞬，如戴望舒的《雨巷》。好的视觉艺术也可以使人深思画面背后的来龙去脉，如罗丹的雕塑《加莱义民》，如列维坦的风景画《通往西伯利亚的道路》。

南都：画家的视觉敏感和从事艺术的经历对您的写作有哪些帮助？

范迁：观察和想象，这是任何艺术的要素。由此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诗意。中国的文人画就是着重于诗画同源。无论哪种形式，好的绘画一定具有诗意，甚至包括抽象画。站在杰克逊·波洛克的狂暴的泼彩画面前，你可以感受到像金斯堡《嚎叫》诗集一样的原动力。绘画生涯给我的启悟就是永远追寻诗意，锲而不舍直到孤绝的境界。

南都：未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范迁：等到手上这个长篇写完，我打算搁笔一阵子。

写长篇小说实在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请想象一下，斗室孤灯，一个满面憔悴的人在电脑前苦苦挣扎，烟头满缸。脑中意念明灭闪耀，难以捕捉。好不容易文字落屏又被大段地删去。殚精竭虑，一个长篇写完，人至少掉了七八磅。有时觉得自己像只被挤了又挤的柠檬，已经挤不出更多汁液来了。

而且，绘画一直在远远地召唤我，那种随心所欲，那种挥洒自如，令人难以忘怀，何不归去？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