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码赋能，科技支行遍地开花背后： “含金量”如何评？

日前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要继续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也表示，要保持对民营企业稳定有效的增量信贷供给，加大民营小微企业的首贷、续贷、信用贷支持力度。

民营企业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之一，在服务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中，科技支行是重要一环。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4年1月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提出“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在科技资源集聚的地区，规范建设科技金融专业或特色分支机构”以来，我国迎来一轮科技支行“挂牌热”。

火热背后，科技支行赋能“含金量”如何？

南都湾财社记者了解到，自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有地方相继出台了科技支行地方标准。有专家对南都湾财社记者表示，目前科技支行的监管框架仍处于“国家定方向、地方出细则”的探索阶段，未来将有越来越多地方规范和标准出台，地方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将为国家层面制定统一标准提供重要参考。

为此，南都湾财社“金融协力·粤创未来”金融赋能广东科技创新深调研系列活动推出2025年度新栏目——“科技支行创新力深调研”，多维度剖析科技支行质量，助力广东科技支行赋能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图/即梦AI

二十余年，遍地开花

某种意义上，广东是科技支行的发源地。

公开报道显示，2000年3月2日，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科苑支行在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成立。该行是首家专门为高新科技产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特色支行，被当地人称为“科技支行”。开业当天，科苑支行宣布首期将提供5亿元的创业贷款额度。

25年过去，科技支行在广东遍地开花。南都湾财社记者以“科技支行”“科创支行”“科技创新支行”为关键词，根据企查查信息不完全统计发现，目前广东辖内（不含深圳）已经设立的名字带有上述三个关键词的在业或存续的科技支行至少89家。

对这89家支行进行统计发现，中国银行最多，达到17家，其次是建设银行，为13家。此外，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分别有11家和9家。另外两家国有行——邮储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有3家和2家。

股份行中，招商银行最多，为4家，广发银行和兴业银行均有3家，浦发银行和平安银行均有2家。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本土中小银行中也有不少分支机构名称中含有“科技支行”，比如，江门农商行在江门地区有4家分支机构名称带有“科技支行”，广州银行也有两家分支机构名称含有“科技支行”。

从城市分布来看，江门地区有40家银行分支机构名字含有“科技支行”，数量遥遥领先，其次是中山，数量为18家。

为何银行热衷在江门和中山设立“科技支行”？南都湾财社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江门市科学技术局就曾发布《江门市促进科技金融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其中提到，到2024年，江门力争全市设立科技支行40家以上。

至于中山“科技支行”扎堆，或与其拥有广东省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有关。 在中山的18家“科技支行”中，有16家都位于火炬开发区。

资料显示，国家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于1990年由国家科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和中山市人民政府联合创办，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高新区。去年3月份，人民银行中山市分行联合中山市金融工作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山分局出台《关于强化做好中山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通知》，提出深化规范建设“科技支行”建设。

如果将视角放大到全国，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银行分支机构中，名字冠以“科技支行”“科创支行”“科技创新支行”的共有581家。

然而，实际存在的科技支行和科技金融专营机构远不只这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7月28日，我国已设立科技特色支行、科技金融专营机构超1000家。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艾雯对南都湾财社记者表示，科技支行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正是我国银行业持续深化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不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对接科技企业融资需求的生动写照。

“但早期的科技支行通常是银行根据自身业务拓展需求设立，不同银行、不同地区的设立标准和考核激励机制并不统一，服务科技创新的效果差异较大。且业务定位往往侧重于传统信贷，目标客户聚焦于成熟期科技企业，风控模式依赖于抵押担保，沿用传统利润考核机制，缺乏系统性政策支持，与普通支行相比优势有限。”刘艾雯说道。

我国已设立科技特色支行、科技金融专营机构超1000家。IC供图

政策引导下的新一轮“挂牌热”

自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五篇大文章”，并将“科技金融”置于首位后，全国各地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科技支行挂牌热潮。

以广东地区为例，2024年1月9日，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举办科技支行授牌仪式，挂牌支行包括1家科技支行（浦发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及3家科技特色支行（浦发银行广州天誉支行、南沙分行和东莞松山湖支行）。

2024年12月，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对15家科技支行进行行内授牌。

此外，建设银行去年也宣布已在广州、佛山、东莞等地市区10个二级行相应设立科技金融业务中心，打造首批50家科技金融特色支行。今年2月份，广州首家建行科技支行揭牌。

科技支行挂牌热潮背后是政策的密集出台与“鼓与呼”。

去年1月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其中提出，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在科技资源集聚的地区，规范建设科技金融专业或特色分支机构，专注做好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

6月份，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提出全面加强金融服务专业能力建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构建科技金融专属组织架构和风控机制。

10月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又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重点地区科技金融服务的通知》，指导和推动北京、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科技要素密集地区做好科技金融服务。

刘艾雯认为，与早期成立的科技支行相比，近年来成立的新型科技支行金融支持科技的属性相对更为突出。在日益完善的政策支持下，业务模式和金融产品更为丰富，包含更多贴合科技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需求的综合金融服务，如“贷款+外部直投”机制等。目标客户也随着产品的优化逐渐延伸至覆盖初创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各类科技企业。风控模式上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数据资产估值、与政府风险补偿基金合作等风险共担机制，有效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同时部分银行对科技支行设置了差异化考核机制，如容忍更高不良率、增设科技客户覆盖率指标等。

“整体而言，在系统性政策指导下，科技支行的展业更适应当今科技创新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她表示。

地方标准陆续出炉

科技支行涌现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担得起“科技支行”这个称号？

南都湾财社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层面并没有相关政策文件明确科技支行的设立标准。刘艾雯也表示，目前科技支行的监管框架仍处于“国家定方向、地方出细则”的探索阶段。

“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多以原则性指导为主，但非常鼓励各地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地区结合自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地先行探索，而地方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将为国家层面制定统一标准提供重要参考。”刘艾雯说道。

具体到广东，有银行业人士对南都湾财社记者表示，目前监管方面对科技支行的设立尚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但科技支行的挂牌均需向监管部门报备。也有银行业内人士表示，其所在行的科技支行由总行评定，总行对科技支行的设立、考核等设计了明确的标准。

南都湾财社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已有地方开始探索科技支行建设，出台指导意见，明确科技支行的设立标准，部分地区甚至已经分批进行授牌。

比如，深圳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半个月后，就印发《关于推进深圳银行业金融机构科技支行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建设科技支行。据介绍，该文件综合考虑科技型企业贷款、户数、占比及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力度等定量指标，结合“六专”机制明确内部建设、风险管理、创新情况等定性要求，构建科技支行精准画像，细化形成认定评价指标体系。截至目前，深圳已经认定了两批科技支行。

去年1月，嘉兴市《科技支行评定规范》正式实施。该文件对科技支行评定的基本条件、评定指标、分值计算、评定结果等内容进行了细化，进一步规范了申报、审核、评估认定等程序。

去年3月份，山东金融监管局会同有关部门探索制定以“六专机制”为核心的科技金融机构建设指引和评价标准，出台了《山东银行业保险业科技金融机构建设指引（试行）》。

上海则在去年5月份发布《关于做好上海银行业科技支行梯度培育 提升科技金融专业能力工作意见的通知》。该文件的亮点在于“梯度培育”，即该市科技金融专业机构体系将由监管部门认定并持有金融许可证的科技支行和银行机构自主确定的科技特色支行两个层次组成。也就是说，除了监管部门认定，银行也可自行评定，且自行评定的科技特色支行，如果符合条件，也可向上海金融监管局申请纳入科技支行管理体系。

南都湾财社记者从业内获悉，广东科技支行建设相关标准目前也正在制定中。标准文件出台后，对现有的科技支行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刘艾雯认为，新的规范出台后，已有科技支行首先需要根据标准细则对自身进行审视和规范，可能会需要根据新标准重新提交申请，接受监管的审核和认定，符合条件的才能继续挂牌。

“通常而言，监管单位会尽量充分搜集本地科技支行展业情况，如果借鉴上海梯度培育、多元化评估、差异化监管的做法，对已有科技支行的冲击不会太大。且新标准从起草、征求意见、出台到严格实施有缓冲时间，经过市场考察设立、倾斜银行自身资源大力发展的科技支行相比普通支行更容易通过审核，重新审核与认定对科技支行而言也是一个自省和提升的机会。”

刘艾雯分析称，对于不符合新规范的科技支行，监管或会给出一个整改限期，到期无法达标的支行再采取摘牌或转型，让其回归普通支行职能或转为其他类型的专营机构。而符合规范标准的科技支行可能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服务效率和能力提升，更加深度地嵌入地方科创生态，支持地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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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等挑战需直面

设立是一方面，经营则是另一方面。

科技支行涌现的当下，如何摆脱对政府贴息和总分行补贴的依赖，提升内生盈利能力，打造差异化优势，仍需行业深入思考和精心布局。

事实上，同为科技支行，业绩也可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023年发表于《中外企业文化》的文章《商业银行科技支行经营策略研究》曾列出某银行旗下业务规模体量相近的几家科技支行的科技贷款数据。2022年前三季度，该银行扬州科技支行科技贷款余额较2021年末增长了两倍有余，泰州科技支行增长了一倍有余，但另一家科技支行则出现了负增长，且该科技支行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前三季度的人均盈利能力均不及分行的一半。其中，2022年前三季度，该科技支行人均盈利能力为39万元，不到分行的四成，明显落后于全行。

某银行旗下业务规模体量相近的几家科技支行的科技贷款数据。

盈利能力不足带来的影响是连锁性的。不仅对整个上级分行的经营造成负担，影响政策倾斜的可持续性，还会影响该支行专业人才队伍的稳定性，此外，没有足够的盈利能力去抵消不良贷款的拨备，将使得科技支行贷款风险质量的容忍度进一步降低。

该文章分析称，在科技支行成立初期，通过与政府合作操作运行多种风险补偿贷款类产品，银行在为企业提供低利息贷款的同时可以从政府相关部门获得一部分补贴，但随着科技支行业务的逐步开放，政府补贴收入已经逐步减少至可以忽略不计。

“可见，通过政府贴息以及依靠总分行的补贴来维持经营既不符合科技支行设立的初衷，也绝非科技支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文章称。

盈利能力只是科技支行面临的难题之一。在实际运作中，科技支行还需直面科技企业轻资产、高投入、高波动、长回报周期的特征与传统银行经营原则和业务逻辑不匹配的问题，这一问题导致建立在银行传统业务体系上的风险定价模式、考核机制、监管要求难以满足科技金融等银行特色经营需求。

“最典型的就是，有的在孵化园附近设立的科技支行在展业几年后出现科创企业客户存续比例低、贷款不良率偏高、利润与高成本和高风险不匹配等问题。”刘艾雯举例道。

此外，科技支行还需要面对信息不对称、复合型人才缺乏等问题。其中，在信息不对称方面，刘艾雯解释称，科创企业的业务和产品专业性高、行业更新迭代迅速，又缺乏资金担保和抵质押资产，而银行难以获取企业技术研发等非财务数据，风险识别和评估难度较大，构建大模型又需要庞大客群数据支撑，尤其有的中小银行科创企业客户数据样本不足。

在刘艾雯看来，科技支行运作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本质上是传统银行开展科技金融业务所遇挑战的具象化表现，这些问题反映了科技金融在机制设计、风险管理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并不是支行层面所能解决的。

如何解答？“需要政策支持、机构专业化、生态协同三管齐下。”

刘艾雯解释称，在政策端，需要监管部门差异化监管，支持和鼓励银行持续探索合理调整管理考核指标，如弱化短期盈利要求、完善尽职免责机制提高风险容忍度，更加侧重对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综合服务能力等方面的考核。

与此同时，鼓励银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引进和培养既懂金融又懂科创的复合人才，建立技术专家顾问团队。“例如，既然支行层面力量有限，有的银行在总行层面成立科技金融中心，与科技支行‘双客户经理’共同服务科创企业，以减轻单个科技支行的压力。”

此外，她认为，应该鼓励科技支行深度嵌入地方科创生态，加强与科研院所、科创平台、产业园区、创投机构的合作，加强多方数据共享，降低信息壁垒，完善企业科创属性评价体系，降低中小型科创企业的金融服务门槛。通过支付结算、产业链金融、提供行业政策信息甚至帮助企业出海等服务加强与科技企业的深度联系，根据企业需求完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陪伴企业成长，构建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

展望未来，刘艾雯认为，越来越多规范标准的出台将加速行业洗牌，早期“形式化挂牌”的科技支行可能面临退场，而真正具备科技金融能力的银行将通过“政策红利+专业能力”建立市场优势，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

统筹：任先博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刘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