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谱写了光荣与梦想，记录了改革开放的“心灵史”

刚过去的春节，全国性的人口流动与迁徙再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演，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民俗，也逐渐成为重要的文学素材，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还伴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打工文学。深圳文学40年也是“打工文学”发展的40年，作为深圳文学重要的样本，“打工文学”展现时代印记，有着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打工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反映了打工者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它以其真实性和多样性，记录了改革开放的“心灵史”，为中国文学的多元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4年10月16日，“劳动者之光：打工文学40年回顾展”在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开展。此展览通过大量的文献、图片、音像资料，以历史事件为脉络，重要事件为节点，追溯自1984年以来“打工文学”的发展历程，展现了“打工文学”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展览将持续展出至2025年4月30日。此次展览还举办了“打工文学的历程、价值与未来展望”的专家交流会。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杨宏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柯雷、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于爱成、羊城晚报高级编辑吴小攀等与会嘉宾围绕“打工文学”的概念内涵、多元价值、本土发展和海外传播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让观众直观感受过去四十年打工文学带来的深远影响

今年的央视“春晚”，外卖诗人王计兵的亮相，不仅引发了全国观众的关注，而且在文学圈产生了持续的热议。但要论“打工文学”与“打工诗歌”的发端，还是得回到深圳。20世纪80年代，经历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大批怀揣着梦想的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向南方沿海，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亦随浪潮拍打上岸——这便是“打工文学”。深圳文学40年，可以说也是“打工文学”的40年，作为深圳文学重要的文学样本，“打工文学”所展现的时代印记是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劳动者之光：打工文学40年回顾展”以时间为脉络，通过梳理、总结重要事件、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等，系统回顾打工文学的发展历程，追溯并呈现打工文学的宝贵记忆，让观众直观感受过去四十年打工文学带来的深远影响。深度挖掘打工文学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真实地反映劳动者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共同歌颂来深建设者们对特区建设的重要贡献，进一步观照和了解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

展览以时间线索分四个部分呈现，从改革开放初期“破壳初生”，至20 世纪 90 年代“羽翼渐丰”，到21 世纪 00 年代“振翅高飞”，再从21 世纪 10 年代至今的“翱翔天际”，展览以大量的文献、图片、音像资料，展示了“打工文学”这一文学样本的发展历程与创作成果。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成千上万的农民告别乡村，涌向城市寻找新的生活机会。他们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在简陋的宿舍里，用笔墨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这些作品力透纸背，每一个字都载着辛酸与沉重，反映了打工者们坚韧的生命力，以及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打工者群体迅速扩大，打工文学也开始寻找更广阔的舞台。越来越多打工者加入写作行列，他们以勤劳的双手构筑着城市的天际线，更以笔为剑，以墨为锋，书写着属于打工者的独特篇章。在这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交织碰撞的背景下，打工文学正以其独有的方式，展现着打工者在精神层面的徘徊与探索，成为记录这个时代变迁的生动注脚。

进入 21 世纪，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经济结构巨变，打工文学进入成熟期，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提升。全国打工文学论坛的举办、鲲鹏文学奖的设立、国内外学者们的交流研讨等事件，充分说明打工文学已日趋走进主流文学视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更加深入地挖掘打工者的内心世界，探讨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思考。

2010年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经历了四十年发展的打工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一些作品开始尝试新的叙事手法和表现形式，让打工文学呈现出更丰富立体的形态。新时代下，打工文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愈发凸显，成为了影响社会意识、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打工文学”从一种文学现象到成为一个文学品牌

打工文学首倡研究者、深圳市文联原专职副主席杨宏海是此次展览重要的推动者，在过往的40年间，他不遗余力为打工文学鼓与呼，一直在跟踪、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先后编撰了《打工世界》等6本专著，共200多万字。此次他向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捐赠百余件打工文学见证物。

杨宏海表示，“我一直认为，打工文学是深圳劳务工最早发自内心的呐喊，是他们根植于生活所创造的独特文化产品，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很有必要将其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使之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源。‘打工文学’从一种文学现象到成为一个文学品牌，是深圳立足本土的创造，已经扎根特区、辐射全国与海外，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中国经验，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如果说，我对中国打工文学运动有少许贡献的话，可能就是对劳务工群体的文化创造成果进行了精心保存和仔细爬梳，勾勒出中国打工文学发展一条薪火相传的脉线。这也是追慕先贤搜辑文献、保留史料这一优良传统的心愿所驱使，就是希望能够‘鉴于往事、嘉惠后人’，为后来研究者的继续开拓奠基铺路，尽一点绵薄之力。”

杨宏海认为，打工文学经历数十年的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对特区文化产生了重大的价值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扩大了深圳特区的文化影响。打工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引起了海内外文学界专家的关注。莫言、陈建功、何西来、李敬泽、雷达、陈思和、张胜友、黄树森、黄伟宗、饶芃子、蒋述卓、黄修己、胡经之、张颐武、李杨、江冰等著名学者一直给予关注扶持。海外也有一批学者热衷此项专题的研究，如韩国的朴宰雨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日本留学生李莹博士、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健佑先生等。尤其是荷兰莱顿大学的柯雷教授，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刘双，曾专程就打工文学来到深圳做田野调查，并专门将深圳打工文学作为科研项目。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还有贺绍俊、邵燕君、李云雷、陈福民、周水涛、贺芒、武善增、周航、何轩、刘畅等专家学者，也在进行专题调研。正是他们的关注与研究，使打工文学备受瞩目，对深圳特区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其二是丰富了特区文化艺术的创作资源。打工文学以其烟火人间的丰富性和底层经验的独特性，反映并记录了异常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生命体验，为当代文学艺术提供了最为鲜活的中国经验以及丰富的创作资源。既引起世界关注的目光，也引起特区乃至全国文化艺术界的重视。1988年在出席北京第五次“全国文代会”期间，著名导演张良听说我在研究打工文学，很感兴趣，约好要来深圳采风，尔后他与夫人王静珠来深，创作拍摄了电影《特区打工妹》。同时，广州电视台创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深圳电视台创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深圳人》，深圳歌舞团排演的舞剧《深圳故事· 追求》等等，都着眼于“打工群体”，都在打工文学中寻找素材与资源，客观上亦为“打工文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打工文学源于生活，带着泥土的芳香，具有清新刚健的文风，对矫揉造作、颓靡不振的文风是一种冲击，从而提升审美境界与艺术创造力。

其三是实现了劳务工群体的文化权利。我们之所以关注和扶持打工文学，是因为外来劳务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既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文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仅应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也应享有文化权利。参与打工文学创作，就是他们实现文化创造权利、表达精神诉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大家乐”文化广场活动一样，打工文学对于打工群体具有号召、凝聚、整合、同化的功能。“天下和静在于民乐”，人民大众的精神诉求有了宣泄的窗口，社会就会更加宁静和和谐。因此，通过“打工文化”和“打工文学”，激发劳务工的生活储备资源和创造活力，对于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参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创造，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比如，打工妹邬霞创作的诗歌《吊带裙》（获深圳青年文学奖），将制衣厂女工的辛勤劳动和美的憧憬结合，嵌入了作者亲身体验，讴歌了劳务工的美好心灵，被誉为一首表现“劳动之美”的佳作，在央视等多家媒体和高等院校多次朗诵，广受欢迎。早期打工作家黄秀萍，20年后蝶变为白领丽人，仍不忘初心，写出长篇小说《中国智造》，被列为中国总工会重点扶持的文学项目。

于爱成在《回望深圳打工文学40周年——一份史的描述，兼及“后打工文学”的可能》一文中对打工文学的价值也有广泛且深入的探讨：有专家称赞包括打工文学在内的底层写作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写作伦理：孟繁华在《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中指出，专业作家和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反映底层生活的写作才是直面现实的真实文学，他们的文学所崇尚和坚持的是未被污染的淳朴和诚实，是底层生活的本真、善良和博大。蒋述卓在《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中指出：当前的底层写作与底层意识的表现超越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限制，而将笔触深入到对社会转型期阶层的分化与身份的转移、社会改革带来的生存困惑和道德困扰以及许多还难以一时作出好坏对错判断的难题。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中指出：“底层生存写作” 为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强化了一个关于写作伦理的庄严论题。这些记录底层人群生活状态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叙事”，改变了其虚伪造作的现状，字里行间给人以灵魂的震颤，具有丰富而厚重的表现力。

用打工文学讲述20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

李扬教授是《深圳新文学大系》打工文学卷和“新都市文学”卷的主编，他表示，某种意义上打工文学的编撰、出版、研究是建立纸上的博物馆。“我觉得这么多年的文化实践，在深圳文化史上真正能留下来，排第一的就是杨宏海创造的打工文学概念，这是深圳独一无二的。我总是觉得不能捧着金饭碗讨饭吃，不能拿着文学奖，奔着更重要的地方，我觉得你们有独一无二的，只有深圳才有的东西，那就是你们的打工文学，这个浓缩了整个深圳人的共同经验，是深圳所有人的痛苦记忆以及未来的希望。作品里是每一个人的经验，都储存在里面。我觉得深圳应该有一个打工文学馆，绝对是独一无二，比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重要得多。”

在李扬看来，深圳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它是中国记忆。“我们现在都担心，我们最焦虑的是怎么对西方人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怎么讲？深圳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在某种意义上，我当年编深圳新文学大系，我跟深圳市委宣传部说，我定的主题是用深圳文学讲中国故事，所有中国的城市都是深圳的影子，这句话还是来自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写的是马可波罗来中国和忽必烈进行对话的故事，有点像《一千零一夜》讲很多故事。我编深圳新文学大系的时候，深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其实全部浓缩在深圳的记忆里，所有人是在去城市的路上，我们去新的城市，我们都是打工者、流浪者。东南西北中，打工到广东。深圳又是最前沿、打工者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文学讲述的绝不仅仅是城市的故事，还是中国故事。深圳文学讲中国故事，他们觉得这个概念好，让我帮着写。所有深圳文学的概念里，包括非虚构写作、底层写作，我们选的专题里，最让我动心、最站得住脚的就是打工文学。”

李扬表示，“深圳的经验真的是浓缩了整个中国的经验。要了解半个世纪、近五十年以来的中国，最重要的城市是深圳。我现在许的宏愿是，特别期待把打工文学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前打工文学是一个文化批评的概念，但是我希望它变成文学史的概念，用打工文学讲述20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我跟博士生出了一个题目，让他做这个题目，就是从下乡到进城，20世纪的中国故事。你会想到知青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那么重要，现在当红的作家都是知青作家，但是我们的进城文学、打工文学的意义绝对不在知青文学之下，而且下乡到进城，城市化的进程全部体现在深圳打工文学里。”

汉学家柯雷教授，从他的研究视角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打工文学，尤其是打工诗歌在海外受到的高度关注与传播。他说：“从学术研究走向媒体，我作为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三十多年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海外媒体这么注意一个来自中国当代诗坛的现象。媒体注意到打工诗歌的例子，但是并不光是这个。”

他认为，“打工诗歌在国内、海外能引起那么多观众的注意力，是因为他在讲审美经验和社会经验的交叉点，这个概念也能说明为什么在海外的学校，比如说中文系或是比较文学系，也是在社会学系、人类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移民研究、性别研究，比如说郑小琼写到的女性的一些苦难，包括父权制的问题。这点也能说明，为什么那么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学生都注意打工文学。”

柯雷在打工诗歌中看到“审美冲动与道德冲动的汇合”，他认为这两个概念是并行不悖的，他表示，“翻译家平时翻译诗歌是来自审美的冲动，打工诗歌的审美冲动并没有消失，加上了道德的冲动，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说希望的打工者碰上的苦难，包括上升社会流动的机遇和机会可见度提高了，这就叫做道德冲动。这两个东西并不是有第一个就没有第二个了，所以我说它是并行不悖的。”

打工文学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构成了一座纪念碑

评论家柳冬妩表示，“城市是乡村的纪念碑，深圳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四十多年前它不过是一个小渔村，整个珠三角城市群（到现在的大湾区）的崛起也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座纪念碑的崛起。正是因为有无数的打工仔，他们的青春、热血、梦想甚至生命托举起城市发展的这座纪念碑。打工文学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本身也构成了一座纪念碑，所以今天的打工文学四十年的回顾展让我们感觉到对打工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认可，给我们留下了纪念碑般的记忆。说到城市，深圳这座城市的崛起，打工文学见证深圳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崛起，在世界上有无数的先例，有很多先例。”

柳冬妩说：“深圳发源起的打工文学，回顾四十年，应该从类型化的角度看待可能观察得更细致一点。每个打工文学作家在不同的阶段写出的作品是不一样的。打工文学作家这个群体，甚至他们的差异比他们的共同点还大，研究打工文学要聚焦每个类型、每部作品甚至每个个人，强调的应该是个体。从类型化来看，打工文学可以划分为打工诗歌、打工小说、打工散文、打工非虚构、纪实和网络文学。这几十年，打工文学每个类型都有它的发展、都有它的代表性作家。比如说打工小说，深圳的作家林坚，有一部很出名的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1990年发在文学杂志。这部中篇小说不仅是打工小说，还是先锋小说。我曾经用先锋小说评价林坚的小说，写了大概2万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打工文学里的先锋文学，和当年中国的先锋文学叙述手法、审美方式是同频共振的。像刚才柯雷老师讲的，不仅是社会经验的表达，也是审美经验的表达，打工文学最早的这批作家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审美表达形式，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在这点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于爱成认为，深圳这座城市容纳了形态多样的文学写作，形成了众语喧哗的都市文学景观。打工群体催生了打工文学，打工文学与我国改革开放所催生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时至今日，打工文学产生了数以千计的打工作者、数以百计的优秀作家。“打工文学”真实地反映成千上万打工一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背井离乡，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从宗族血统走入契约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漂泊生涯。

打工文学的文学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打工文学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相对独特的城市经验。怀抱梦想的农民工在进城之后不仅身处边缘地位，更受到来自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抑，打工文学写出了种种落差催生的他们面对城市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身份认同的焦虑。其次，打工文学显示了一种超越苦难的可能，不纠结和沉溺于目下的灰色现实，能够以一种乐观、坚定的生活态度，超乎其上放眼希望和将来。很多作品写出了支撑他们对抗都市的物欲洪流得以继续前行的重要力量。这些对于人性深处的精微开掘，为打工文学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动力，提升了其文学境界。最后，写作技巧上，打工作家大多表现出非常真切的体验和情感，对人物、场景采取白描式的勾勒，体现了一种真正来源于底层生活的原生态和强烈的生命意识。其实，打工文学以其独特的语境、鲜活的故事情节，体现着对时代的认知，对大众的关怀，对社会的忧患，其价值实际上已超乎文学之上。

有必要重新界定新阶段的打工文学，建构“后打工文学”理论体系

历经40年，“打工文学”谱写了深圳人的光荣与梦想，也部分地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成为文坛的一大亮点。于爱成指出，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底层写作，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坛出现的最引人瞩目的景观之一。新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急剧的社会文化转型，必然伴随着阶层的分化、利益的重组、价值的转换、精神的裂变，这需要我们的文学对此做出客观的反映和深刻的思考。打工文学的出现为反映和思考当下的社会文化变迁与人的心灵嬗变提供了契机和某种可能性。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恶劣的文学生态给打工文学带来的话语困境是十分严重的。打工文学话语的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突出重围，走出困境，这不仅是打工文学作家，也应是评论界必须认真应对的重大问题。

在于爱成看来，进入2000年后，尤其是2005年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生的一代人，主要是80后、85后出生的一代新生代打工者进入社会，进入劳动力市场，打工现象开始进入后打工时代。新生代打工阶层的登堂入室，发出声音，这是提出“后打工文学”的第一个理由。当今之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迄今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打工人群、打工身份、打工者主体意识也已经不同于过去，所以非常有必要重新界定新阶段的打工文学。“后打工文学”命名的提出，就是对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后现代文化背景下打工文学的新变进行当下的反思。

于爱成表示，为了既不否定打工文学的合法性又不狭隘地画地为牢，我们主张建构“后打工文学”理论体系。张伟明等打工文学代表作家也正为此进行着概念探讨及创作转型，但应者尚稀。近10年前出现过“劳动者文学”的官方背景的倡导及尝试覆盖，近3年来，又出现了“素人写作”的新的命名。都显示出这一文学现象和思潮的历史感和现代性。当然，“打工文学”有其自身的逻辑性及历史语法，部分地已进入当代文学史，从而也就不可能轻易被改辙改名，从而“后打工文学”反而是极具想象力的一个理论方向及批评策略。是“接着说”。

于爱成表示，“后打工文学”是在打工文学的基础上融合后现代的文艺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写实主义，它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强调客观真实地反映当下生活。为了达到客观真实地反映当下生活，打工文学注重社会的当代本质真实，敢于揭露社会存在的种种当代问题。为了达到真实的文学效果，他们主张让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在直呈现实的情节描写与人物塑造中真诚地流露出来，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重视人与后现代社会语境的关系的描写，塑造典型语境中的典型个性，以此作为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作家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往往注意这个形象的整体生存语境，兼顾它的过去，预测它的未来。作品应避免单一性、线性的形象，而追求形象的鲜活生动性、多元性，每个人物形象都与他独特的经历和语境息息相关。作家对真实的追求，使他力图在作品中表现出社会生活和人类心灵的全部复杂性、多维性和复合性，所以他的人物具有更强的时代生命力。

深刻地分析和展示文学形象的多重精神世界。人物形象是外部世界（物理领域）和内部世界（心理领域）的双重组合。“后打工文学”的创造性和文学性不仅表现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多元性上，而且表现在内部心灵世界的深刻性、震撼性上。　　

多样性的文学表达。可以从写什么与怎么写、形式与内容、语言与叙事的范畴进行把握。写什么？除了仍要写打工者、底层人物的人性和人生、状态和灵魂，“后打工文学”可以另外加入一个维度：凋敝后、空心化、荒漠化的乡土的维度，在城市与家乡、在地与田园、天空与大地的互文、对照中，展开更广阔的文学对话与思考。怎么写？文学发展到今天，打工文学显然不能继续停留在传统现实主义一种，或者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的控诉与呼叫、呐喊与彷徨、批判与抗争，不能停留在平面展示或照相现实，城市文学早已进入多远、先锋、前卫的文学性表达，时代变了，读者变了，创作主体变了，媒体也变了，对“后打工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势必提出新的要求，可以说，但凡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法技法风格流派依然有效，中国古典的传统、西方文学的传统、中国新文学百年的现代传统，都依然有效，值得继续汲取营养，进行参照和创新，当前尤其需要倡导发挥文学以虚击实的特性，发挥文学自由表达的特性，发挥文学以想象力超越现实困境的特性，把打工文学写得更像文学，小说更像小说。这种全面性的文学性的提升，是“后打工文学”的应有之义。

采写：南都记者 谢湘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