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别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谢谦：他是我在川大最敬重的学者

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史家、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项楚先生于2月4日逝世，享年85岁。项楚是一位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敦煌遗书、俗文学研究的学者，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完成了“冷门绝学”的温度传递。

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项楚生前同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谦。谢谦曾表示，项楚是他“在四川大学最敬重的学者”。

谢谦回忆，上一次与项楚相聚是去年12月，项楚最早带的学生之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石前往四川大学参加学术活动，故而一同相聚。谢谦表示，近两年明显感觉到项老师身体不如以前，那次相聚时大家本想请项老师做开场白，但项老师因身体状态不好，婉拒了。想不到，那竟是他与项老师的最后一聚。

项楚（右二）、谢谦（右一）、刘石（左二）

以下为谢谦《我在四川大学最敬重的学者》全文，已授权红星新闻刊发。

我在四川大学最敬重的学者

文/谢谦

项楚老师是四川大学文科目前唯一享受院士级待遇的杰出教授。本来还有一位，宗教学的卿希泰教授，但据说去了厦门大学。我虽然不是项门弟子，但我很敬重项老师，敬重他的学问，更敬重他的为人。

据说好多年前，项老师从西北中学借调到川大中文系，仙风道骨的老系主任“杨大胡子”杨明照老先生，也是项老师的老师，摸着美髯，对项夫人何老师说：“项楚是要做大学问的，别拿家务事烦他！”项老师后来果真把学问做得很大。多大呢？如果文科设院士，项老师绝对百分之百入选。

且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敦煌学已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显学，日本汉学界扬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拟召开一个国际敦煌学研讨会，弘扬这一主题。北大季羡林先生获知川大有个青年学者也在搞敦煌学，就请这位青年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速寄日本。这位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当时尚未出版，就将手稿复制一份，寄往日本。日本汉学界研读这份手稿后，发现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那次提劲打靶的国际会议就不了了之了。

这位青年学者就是项楚老师，当时连副教授都不是。这个故事是项老师硕士生开门弟子、我的博士生同门师弟刘石眉飞色舞讲给我听的。记得当年博士生笔试之后，当天就面试，启功先生与杨老先生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京旧相识，问刘石说：“你的硕士导师是杨大胡子？”刘石说是项楚。启功先生哈哈一笑，竖起大拇指说：“项楚是真正的学者啊！”启功先生如此盛赞项老师，其实只为一篇论文，《〈五灯会元〉点校献疑三百例》。《五灯会元》是南宋沙门普济编撰的禅宗语录，由华东师范大学著名佛学专家苏渊雷教授点校，中华书局出版。记得启功先生说：“苏渊雷偷懒，让学生去标点，不错才怪！该挨骂！”我找来项老师的论文与中华书局版《五灯会元》对读，感慨项老师佛学造诣之精深，仅仅一个标点不同，佛义全变。《五灯会元》因此而挖版重印。刘石后来入中华书局，他说这在中华书局史上还是第一次。

2001年，古代文学教研室全体同仁及家属合影

我到川大时，项老师已过知天命之年，早就誉满海内外学界。后来，项老师又被推选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学术界位高权重的“大脑壳”。操到这个份上的大学者，在本校本系本教研室，可能多少都有点傲气甚至霸气，但项老师没有，甚至从未听过他高谈阔论，在教研室也不多言多语，恂恂如也。隔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大家聚集一堂，我等五〇后小字辈就互相搞笑，有时也把项老师扯进来。项老师默默坐在一角，只是微笑，偶尔点评一句便是妙语。记得某次，大家都说我是好色之徒，我就引孔子“吾末见好德如好色者”为据，问：“教研室谁不好色？”项老师笑道：“但我们是好色而不淫。”把大家都逗笑了，从此都自诩为“好色而不淫”，以与我这个大坏蛋划清界限。我对刘大侠感叹说：“项老师这个人太好了，他可是院士级的大人物啊，我们这样没大没小，胡说八道，要是换一个人，敢吗？”刘大侠一想，也连连感叹说：“还真是啊！”记得某年，项老师在台湾讲学，我当时在副院长任上，学院筹备某国际学术会议，我就去信征询他的意见，项老师亲笔复函：“不谦老弟：……”信的内容全忘了，但这句“不谦老弟”让我感念至今。

前几年，项老师挂帅，建立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等小字辈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多被延揽为专职研究员。某次，讨论研究课题，梦蝶居士说导师手上课题太多，忙不过来，问可不可以让博士生来完成，结题后合署上导师的名字。长东博士那时还是初生牛犊，当场表示反对，说：“这怎么行啊，我完成的论文凭什么要署上项老师的名字哦！”长东的导师项老师就坐在对面。我心想，长东说话也太口无遮拦了！但项老师却微微一笑，没事儿一样。会后我对长东说：“当着项老师的面，你娃竟敢口出狂言，你凶！”长东却辩解道：“我说的是实话啊！”我至今很佩服长东这种实话实说的精神，但我更敬重项老师，换一个导师，学生即使心里一千个不情愿，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导师这样直言不讳说出来吗？

说到项老师，自然要说到项老师夫人何老师。何老师是四川音乐学院教授，性格与项老师正好相反，热情、泼辣、干练。项老师夫妇在我心中的印象是何老师口若悬河、谈笑风生，项老师沉默无语、洗耳恭听。我笑道：“在家里肯定是何老师指东项老师绝不敢向西？”何老师说：“哪里有那么严重哦！”记得何老师装修新居，邀请我和媳妇去参观，很自豪地说：“里里外外，全是我一个人拿主意，项楚笨得很！”我说：“做那么大的学问，还笨？何老师要求也太高了！”参观到浴室，发现浴缸很袖珍，我就怀疑项老师是否能躺得下去。何老师说：“我都躺得下去，他恐怕也没问题吧！”我不知道何老师是怎么想的，项老师比她高得多，咋能没问题呢？媳妇悄悄扯我衣襟，我就没有再继续质疑。过了几天，估计是何老师叫项老师来江安新居试验了一回，她一见我面就说：“谢不谦，我们家的浴缸是小了一些。”不知道后来换成大浴缸没有，即使没换，以项老师的性格，恐怕也不会提出什么异议，只能勉为其难去泡那口很袖珍的浴缸吧？记得去年研究所组织游剑门关，餐桌上我故作痛苦状说：“现在的男人好受压抑哦！”项老师笑着回应说：“深有同感。”大家齐笑。何老师也笑，指着项老师鼻子说：“你一天就晓得做你的学问，什么也不管，你还受压抑？”其实，项门弟子都很羡慕项老师，说项老师好幸福。能专心致志做学问，而不被家务事烦扰，对于醉心学术的人来说，当然是莫大的幸福。

去年某日，媳妇从狮山驱车回家，说她遇到何老师在江安花园门口等校车回望江校区。校车始发站在江安花园对面校区内，路过江安花园时常常没有座位。我说：“你咋不开车去送何老师回望江？”媳妇说：“我说了，但何老师说算了，说项老师已到校车上占座位去了。”那可得走很长一段距离。我感慨地说：“项老师的为人，远非很多学者所能及，这样的大学者，这样大的年龄，还要自己走老远去为老伴儿到校车上占座位。”媳妇就问我说：“你做得到吗？”后来，我在王红的长亭短亭上看见一篇博文，介绍项老师的学术，是长东教授写的，我就把这件事跟了个帖。某日，何老师见我就问：“谢不谦，听说你在博客上写项楚？”我说：“没有啊，我只是跟了个帖，说项老师去为你占座位的事。”何老师笑着说：“你还不晓得后来吧？校车开到江安花园门口，我连连招手，校车却不停，我一边追一边喊，校车才停下来，司机却说没座位了。我上车问项楚：‘你给我占的座位呢？’项楚却说：‘人家要来坐，我咋能不让人家坐啊？’你说项楚笨不笨？”项老师真是太笨，连男学生都能名正言顺为自己的女友占个座位，而这位川大文科唯一的院士级杰出教授，却不好意思说“同学，这是我为老伴儿占的座位”，我就觉得项老师性格中有一种很了不起很难得的东西：不争。

项老师不争，但却获得了很多很高的荣誉。从在校车上为老伴儿占座位这件事，你完全可以相信，项老师所有这些荣誉，都不可能是靠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而获取的，如时下学界已蔚然成风的那样。我由此对项老师充满敬意，不是因为他的学问，而是因为他这个人。

红星新闻记者 程启凌 毛渝川 任宏伟 编辑 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