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如何让校园欺凌强制报告制度形成保护未成年人的闭环？

编者按：日前，贵阳8岁女童被欺凌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当地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称，此系贵阳市实验小学二年级某班4名学生对1名同学实施殴打、辱骂等欺凌行为。被欺凌女童家属发公开信称，通报中最基本的欺凌人数与监控事实不符。1月24日，被欺凌女童家属接受南都记者专访，还原了欺凌事件的详情（详见报道《

8岁女生教室内遭多名同学欺凌殴打，班主任在讲台低头改作业》）。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长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就如何让校园欺凌强制报告制度真正落地落实，形成保护未成年人的闭环，切实防范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来论探讨。

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易受到多方面的侵害，而这类侵害往往具有隐蔽性，难以及时发现。一旦侵害事实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辨识和应对，往往会造成严重且难以挽回的后果。为此，我国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引入强制报告制度，要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及其工作人员，在发现或疑似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重大风险时，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学校作为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教师在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同时，还肩负着对学生身心健康的保护义务，尤其在严重欺凌等方面负有直接的报告责任。教育部颁布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更是明确强调，对于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涉嫌犯罪的欺凌行为，学校必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置。然而，从贵阳市实验小学8岁女童在校被欺凌事件来看，“纸面上的法”与“实践中的法”之间仍存在相当程度的落差。

如何让强制报告真正落地落实，进而形成一个从“意识强化—情形明确—报告及时—处置规范—失职追责”的完整闭环，是当前亟待深入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

强制报告制度何以重要？

未成年人往往社会经验不足，心理防线脆弱，面对外部侵害时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一方面，他们不具备充分的法律意识和求助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自己所遭受的伤害或暴力行为，也可能因为恐惧、羞耻等心理原因而选择沉默。与此同时，侵害行为往往在隐蔽场合发生、手段隐匿，导致他人难以及时捕捉到相关信息。这种“易受侵害”与“难以发现”的双重困境，使得依靠未成年人自行求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国家才通过立法赋予学校、医院等与未成年人日常接触频繁的行业或部门强制报告义务：一旦有相关线索或合理怀疑，就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等主管机构进行报告。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便是强调“你看到，你就要报告”。如果相关从业人员缺乏意识或不积极履行报告义务，就会错失在早期阶段防范和纠正侵害的最佳时机。

教育学及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欺凌对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会带来深远而消极的影响，且如若不及时阻断，往往会演变为更严重的暴力或长期霸凌。强制报告在理论层面强调第一时间介入，契合公共卫生领域的早期预防理论，即在风险萌芽阶段及时识别、报告并干预，最大限度降低因欺凌而造成的持久创伤。强制报告制度通过法律义务将侵害信息迅速传递到公安、教育行政等部门，避免“私下处理”或拖延不报，从而实现早期介入，在欺凌行为刚萌芽时便进行有效处置。

强制报告制度何以失灵？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学校是他们日常学习和生活最主要的场所之一，师生接触也是最为频繁和持续的。教师对学生的身心状态、日常表现最为了解，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更易觉察到学生遭受不良经历的迹象。正因如此，法律法规都对学校和教师的报告责任做出了明确要求。然而，从贵阳市实验小学8岁女童在校被欺凌的事件可以看出，强制报告制度在实际操作层面依旧存在较大挑战，一定程度上处于失灵状态。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报告意识不足，强制报告制度知晓度较低，有的对于未成年人受侵害的线索置若罔闻，有的过度强调内部调解或息事宁人，忽视了对受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报告情形模糊，在面对学生冲突、欺凌、潜在虐待或其他风险时，教师或校方对于何种情形需要报警或上报缺乏清晰判断，尤其在涉及“严重欺凌”与“一般矛盾冲突”之间有时难以把握界限；处置程序和规范不完善，即使有些学校或老师想履行报告义务，但缺乏规范的流程指导和快速联动渠道，可能导致信息传递迟滞和处理不当；后续调查与追责缺失，在事发后若没有对学校或教师未尽报告义务进行追责、反馈，便会产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消极影响，难以真正形成警示和改进。上述问题的存在，印证了理论设计与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要想让强制报告制度充分发挥预防和保护作用，必须完善相关的执行细节和监督机制。

强制报告制度何以落地？

要让强制报告制度真正落地，关键在于形成“意识强化—情形明确—报告及时—处置规范—失职追责”的完整闭环。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进一步强化意识。对学校、医院、社会服务机构等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通过典型案例强调未成年人保护和强制报告的重要意义。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单位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栏、刊发宣传手册等，让强制报告的观念深入人心。第二，细化报告标准，出台更具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列举常见的未成年人受侵害或遭遇学生欺凌情形，明确严重程度和报告路径。建立多级评估机制，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单位内设立专门的风险评估小组，当出现复杂情形时可以集体讨论后决定是否上报。第三，确保及时报告，根据情况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单位配备相应的“一键报警”或“专线联系”系统，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第一时间报警和上报教育行政部门。必要时，搭建跨部门的报告与响应平台，实现多部门信息共享，提升效率。第四，规范处置流程，对受理、取证、认定、调解、疏导、后续教育等环节制定详细标准，使处置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相关部门多方协作，确保侵害事件获得及时干预，受害儿童得到有效救助和法律援助。第五，压实失职追责。对于未按规定履行报告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依法追究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树立责任意识，形成有效的震慑。

透过贵阳市实验小学8岁女童在校被欺凌事件可见，让强制报告制度落到实处，不仅是一项法律条文的贯彻，更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未成年人保护的实效取决于全社会对其重要性的认同，以及相关责任主体能否真正将法定职责转化为自觉行动。学校与教师、医院与医生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工作人员、司法机关、行政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正是实现强制报告制度闭环运作的关键。唯有在各个环节上加大执行力度，才能让每一个身处潜在风险的未成年人都能得到及时干预和保护，将法律的正义照进孩子们的现实生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让强制报告“看得见、用得上、管得住”，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构筑起更坚固的安全防线。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 苑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