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肖耿：探索企业跨境“双总部”，为金融生态圈提供强动力

迈入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明确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左右。这一目标的提出，既是对当前经济运行实际的精准把握，也是为实现2035年中长期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关键一步。

然而，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需求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政策组合拳激活内需、稳住经济基本盘？哪些新兴产业和技术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地方政府和企业又该如何抓住发展机遇，实现稳中求进？

开年之际，带着这些问题，南都湾财社邀请多位智库专家，把脉宏观经济，预测2025的趋势与机遇。

2025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蕴藏了什么样的新活力？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其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被重点提及。与此同时，《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也刚迎来发布一周年，改革创新成果亮眼，形成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前海模式”，也为深港合作按下“加速键”。

聚焦“金融开放创新”的主题，南都湾财社日前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教授。在他看来，粤港澳大湾区有“一国两制”的优势，如何发挥两种制度的优势，金融开放是关键。如何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助推深港合作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肖耿分享了他对大湾区发展前景的乐观洞见。

肖耿

前海是特区中的特区，你如何看待前海扮演的角色？又如何展望深港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肖耿：前海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平台，承担着国家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的战略定位。近年来，前海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实践不断加速，为深港金融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金融开放创新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们看到，以前海为载体，近年来深港合作领域不断扩宽，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模式不断创新，推动两地协同发展、互惠共生。2023年深港两地前三季度GDP合计近4.5万亿人民币，占大湾区经济总量比重约44%，成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如何更好地认识香港特区在融入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中的优势和自我定位？

肖耿：我们要认识香港特区在外循环体系中的优势。首先是拥有高效且及时的供应链网络，能通过有效的供应链管理将“中国制造”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方，并进口我国需要的海外产品与原料。同时，香港有高效且安全的银行、高效且稳健的资本市场、高效且可靠的会计服务，并拥有良好的法律体系。

香港和内地城市需要在双循环衔接带大格局下深度合作、互补短板，并释放新质生产力、国际竞争力、全球亲和力，双循环衔接的关键是生产要素需在企业层次跨境优化配置。目前存在一个现状是，很多要出海的企业目前不是注册在香港，但香港具有出海的良好制度环境。因此，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与升级，需要激活双循环衔接带企业的创新动能与产业发展潜能。

那么，深港金融合作的落棋点在哪里？又存在什么挑战？

肖耿：合作的核心与重点应该是为深港实体经济高质量双赢合作提供与“风险、回报、成本”相匹配的高质量金融服务与支持。

深港两地金融体系都不缺资金、金融机构、金融服务能力，但缺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合作项目。两地金融业不能守株待兔，而应该主动帮助政企开拓新思路、创造高质量实体经济项目，从而为金融业找到高质量的服务对象与客户。

深港实体经济的合作重点应该是抓住两地独有的制度创新型深度合作的需求、潜力与机会。

金融合作的挑战上，一方面，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两城要共同面对高流量、多通道的“海、陆、空”海关及边检。另一方面，制度与监管差别及企业运作成本差距，可能带来两地企业的生产要素具有强烈跨境流动及配置的需求。

此前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特别提到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何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内地的产业优势进行叠加，探索深港金融合作的新路径，既让企业享受香港自由港制度优势和金融灵活性，也能让企业享受内地的发展空间和资源优势？

肖耿：深圳和香港在金融合作方面应该实现从“2选1”到“1+1大于2”的转变。“2选1”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深港金融合作的需求，企业需要在两地之间选择注册和监管地点，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也限制了深港金融合作的深入发展。而“1+1大于2”的模式则能够实现两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利共赢，为深港金融生态圈的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前海规划》曾提到，探索香港参与前海发展新模式，支持香港有关部门和企业参与前海重大项目的建设运营，正是为“双总部”提供基础。加之数字化监管的实现，我们认为深港企业“双总部”机制的实现条件已逐渐成熟。

这个企业跨境“双总部”的机制如何运行？又该如何做好监管？

肖耿：建议在与深圳接壤的区域，香港特区设立可以叠加两地优势的国家级“北都大片区”超级经济特区群，如“北都大河套片区”“北都大元朗片区”“北都大新界北片区”“北都大沙头角片区”“北都机场天空之城片区”。

这些大片区可以与内地的河套、前海、横琴、南沙，以及其他国家级产业园区一起，形成一个高质量、有规模、低成本、高回报的两地双赢合作试验区集群。

我们建议以制度性开放创立企业跨境双总部机制。在香港与内地的两地合作片区，包括深圳的河套、前海及其他重点产业合作片区，可以探索实行企业跨境双总部特许运作机制，即允许在香港片区内注册的重点香港企业可以在深圳的片区内设第二运营总部，由深圳政府及内地监管部门委托香港行业监管机构对第二总部实行港式行业监管，同时在内地监管机构备案或双注册。

以上提出的“北部都会区大片区”与跨境第二总部都可以创造高质量跨境实体经济项目，将为深港金融界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跨境金融服务场景与客户。因为这些具有制度创新特色的改革会吸引全国及全球优秀企业落户大湾区探索其独有的“1+1大于2”发展潜力与机会。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增长能级持续提升，人才成为关键变量。以深圳为例，深圳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贡献了广东超过一半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为粤港澳大湾区持续提升增长能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也提出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那么，以深港为代表，大湾区如何联合虹吸更多全球的优秀人才？

肖耿：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是如何管理风险及吸引人才。中国的优秀青年不少选择留学美欧，有些人留在美欧，华人企业家也遍布全球。两地如何合作吸引他们回流大湾区？应该看到，优秀人才及其家庭的需求包括生活方式、营商环境、社会文化及环境等方方面面。

实际上，整个大湾区还没有把经济潜力完全释放出来，因此它的总就业需求仍是有限的。如果能够把港深两地的优势叠加，就会创造很多人才增量的流入。

香港它的生活方式、营商环境、监管方式比较开放，吸引了大量内地精英，来自全球的精英也会去香港寻找机会。利用香港优势，同时搭配深圳的产业资源、市场资源，还有丰富的各个层级的人力资源，这便成为全中国乃至全球的企业都非常向往这么一个环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是深港人才融合汇聚的一个范本。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一个品牌，两个校园，叠加了香港和深圳优势，校园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未来这些优才不一定要在香港工作、香港生活，他们之中很多未来可能会选择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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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南都·湾财社 记者 卢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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