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路闹市再发掘汉至清代遗迹572处

　　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已清理的古城墙区全景。

　　1. 模印有“泰元十二年”纪年文字的东晋城墙外包砖。

　　2. 南汉石砌护坡。

　　3. 遗址出土的酱釉罐。

　　4. 遗址出土的兽面脊头瓦。

　　日前，南都记者从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考古现场媒体通报会获悉：北京路一带考古新发现汉至清代遗迹572处，揭示和呈现两千年广州城建史方方面面的生活场景。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晰了广州古城的发展和变迁，为认识广州古城的结构布局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是广州城市文脉传承赓续的又一生动实例。

　　为配合越秀区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北地块)的建设，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在省、市文物局的指导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4年1月起对项目用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据通报，本次发掘面积共2400平方米，遗址内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现存堆积从汉代一直持续至晚清民国时期，最深处距现地表约9米。已清理汉至清代各类遗迹572处，其中在发掘区域东部揭露了东汉晚期、东晋、南朝及唐代广州城西城墙的一段及其附属设施；在发掘区域东部和中部清理了五代南汉时期大型建筑基址和唐宋时期西湖石筑、木构堤岸，并发现疑似码头的遗迹；在发掘区域西部清理了明清时期流水井古道、明代大型居址和清代书院建筑基址。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砖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和礌石、蒺藜等城防用具，以及汉至民国时期陶器、瓷器、铁器等文物共2800件(套)。

　　据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介绍，这是继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以来，广州城市考古最重要的一个考古项目。首先是遗址的年代跨度长，揭露出来的遗址年代从西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其次，遗存类型比较丰富，有大型建筑的柱坑、城墙等，还有西湖的堤岸遗迹、明清时期流水井路的古道，充分反映了广州古城和城市变迁密切相关。他表示，这个项目将地下重要考古遗存发掘出来后，未来将进行原址保护，挖掘其价值，让文物活起来。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位于越秀区中山五路南侧、教育路东侧，地处广州古城腹地，处于“广州古城至珠江北岸”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核心地带。1996、1998年，曾在遗址东北部发现一段东汉、东晋、南朝时期的城墙，系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在遗址周边也曾发现较多重要遗址。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程浩总结指出，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地层堆积深厚、出土遗物丰富，建筑基址密集，沿用时间较长，各时期建筑或等级颇高或规模较大，是小马站一带一直处于广州古城核心区的重要实证。遗址内的文化堆积多呈斜坡状，东高西低，高差最大可达10米，反映了这一区域从东部古城墙所在岗地向西部古西湖水域的地形变化，对广州古城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本次考古工作还先后组织了60余场、1300余人次参观研学，加深了市民对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认知。

　　考古发现重点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有什么亮点和特色呢？南都记者跟随本次发掘项目负责人程浩进行了实地探访，程浩为记者梳理出了本次考古发现的几个重点。　

　　东汉东晋南朝及唐代广州西城墙

　　遗址东部发现的东汉城墙呈南北走向，揭露长11.6米、宽10.1米、残高0.8米，用山岗土夹杂筒瓦、板瓦、陶器残片层层夯筑。东晋城墙在东汉城墙上加筑而成，由墙芯、内包砖、外包砖、散水组成，揭露长28米、宽8.6米、残高1.5米。墙芯层层夯筑，内外用砖包边。部分外包砖上模印纪年文字，局部用唐砖补砌。南朝城墙在东汉、东晋城墙基础上向东西两侧扩宽，亦由夯土墙芯、内外包砖组成，西侧已被破坏，揭露长15.4米、残宽10.6米、残高1米。城墙外侧还有东晋、南朝时期的马面等大型附属结构。

　　程浩表示，本次发现的东汉、东晋、南朝及唐代城墙是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结合历史文献和东汉墙体下更早时期的柱洞、灰坑等遗迹，东汉城墙应是交州刺史步骘于建安十五年(210)在南越国时期建筑基础上重建番禺城时修筑的，或与“步骘迁州”的历史相印证。在包边砖上发现的“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纪年、不同时期墙体及附属设施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在东晋包砖上发现唐砖补砌的情况，说明城墙自东汉末年建成后，在东晋、南朝时期不断修缮、加建，并沿用至唐晚期，也说明了东汉至唐代广州城的西界在近700年间未发生变化，同时东晋城墙在夯土墙芯两侧用砖包边的方法，也是我国较早使用砖砌城墙的实例，体现了在南方多雨潮湿环境下的建筑特点，是古代建筑考古的重要发现。　　

　　唐宋广州西湖及东侧堤岸

　　主要包括南汉湖岸石护堤、宋代砖驳岸、宋码头遗迹和唐宋木构护堤等。其中南汉湖岸护堤长29米，湖岸为土壁，自上而下向西倾斜，外侧用石块顺湖壁错缝垒砌9层为护堤，残高1.8米，顶端、外侧面及边缘齐整。护堤西侧为宋代码头建筑，平面近似长条形，揭露长12.5米，宽5.7米，石包土芯结构，两侧用石块顺向包边，中间用红土层层夯筑，自城墙边向西湖水域方向伸出。码头南包石外有用南汉、宋代砖堆成的驳岸，驳岸由码头南边缘向湖内形成斜坡面。

　　在遗址西首还发现两段破坏较严重的唐代和宋代木堤岸，堤岸均呈南北走向，唐代堤岸仅存两方木桩斜撑，宋代堤岸还保留有南北向一排3根木桩，桩内横置木板。

　　程浩表示，遗址内发现的南汉石护堤、宋代砖驳岸和唐宋时期木堤岸结构，反映了汉唐广州城外的这片水域经过了唐甘溪西支、南汉仙湖和宋西湖三个阶段的变化。而发现的宋代疑似码头的建筑基址，说明这里在宋代可能有一处码头自子城外向西湖内伸出。　　

　　明清流水井古道

　　在遗址中部发现一段南北向走道，清理长约20米、宽3.1米明清流水井古道。路面自上而下分属清晚期、明晚期和明早期三个历史时期。清晚期路面用红砂岩条石铺砌，仅北部、中部有零散残存。明代晚期路面保存较好，两侧用红砂岩条石顺向包边，中间用碎砖石平铺地面，路面中间略高于两侧。　　

　　清代书院建筑基址

　　遗址西部在现代层下还发现了6处清代书院建筑基址，房址砖均为砖结构建筑，排列有序、布局整齐，呈东西向分布。初步来看房屋有四间、五间多种形式，整体东西长21米，南北约14米，房基垫土厚约30厘米，内间门位置不一，地面经过处理，坚硬、平整。

　　程浩表示，遗址西部发现的明清时期流水井古道和清代书院建筑基址，反映了明代广州“三城合一”后，这一带经过淤积已成为广州城市中心的繁华区域，而这批排房建筑，从结构和布局来看，很可能和清中晚期书院有关，对研究广州古城功能布局和城市变迁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兽面脊头瓦等指向南汉宫苑

　　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砖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和礌石、蒺藜等城防用具，以及汉至民国时期陶器、瓷器、铁器等文物共2800件(套)。

　　程浩表示，城墙两侧的南汉建筑垫土、磉墩及发现的兽面瓦当、脊头瓦和脊兽，说明在五代南汉时期该处经过大规模的平整，应有一组大型高等级建筑。这一发现符合南汉高祖刘岩升广州为兴王府，大兴土木、广建宫室的历史记载，结合遗址西部地层堆积的水域特征和西南侧的药州遗址，该处大型建筑很可能与南汉宫苑有关。文物还有明清时期的一些青花瓷器等生活用具。

　　采写：南都记者 许晓蕾 通讯员 穗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