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也很重视幼儿道德教育，唐朝时期伦理道德教育就从童蒙抓起

前言

唐朝时期，庶民群体在童蒙教育阶段同样需要接受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唐人的素质很高。唐朝是诚信社会，苏士梅在文章中曾探讨过唐朝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中诚信关系和诚信现象的存在状况，认为唐朝社会的诚信氛围浓厚，诚信实际上成为唐代社会的道德规范。

而诚信社会的形成，需要君臣和民众共同做出努力，尤其是对于民众的公共素质和道德品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民众能够自觉遵守诚信原则，拥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因而当时的教育中都包含有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在庶民教育中也不例外，希望能够培养出拥有良好品德修养的高素质人才。

对于年纪较小的蒙童来说，心智还尚未成熟，极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伦理道德教育要越早越好，蒙童在幼年时期可塑性强，“使为则为，使止则止”，非常听从长辈和师长的教导，因此童蒙阶段是向蒙童传达伦理道德知识的黄金时期。

而这部分知识除了由父母长辈亲自教导外，主要依靠当时普遍流传的德行类教材，《太公家教》《百行章》、一卷本《王梵志诗》等教材中都有相关内容的介绍，《杂抄》《孔子备问书》等综合知识类教材中也都有相关内容的提及。

这些教材内容丰富且通俗易懂，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再经过语言的锤炼表达出来，对蒙童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其中涉及到的内容有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包括个人品行修养教育、家庭生活中的伦理道德教育以及社会生活中为人处世原则的教育，都是蒙童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

良好的品行对人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因而童蒙阶段的伦理道德教育非常重视对个人品行的培养。《杂抄》中“辩金藏论法”开头即提到“夫人有百行，惟孝为本”，接着又提到了信、谦恭、包容、俭、谨慎等其他良好的品行。

以孝道教育为核心，贯穿其他德行方面的教育，目的是为了训诫蒙童，使蒙童能通过教材的学习培养更多良好的品行。《论语》孔子告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讲信用，否则寸步难行。

古代历来就奉行守信的原则，唐朝时伦理道德教育中也非常重视对守信的教导，《百行章·信行章》中载：“一言之重，山岳无移；一信之亏，轻于尘粉。昔时张范，今犹赞之；挂剑立于丘坟，人无不念。

是以车因轮转，人凭信立”，其中通过东汉时期张劭和范式以及春秋时期季札与徐君两个与守信相关的典故，告诫蒙童在日常生活要注重守信原则，培养守信用的好习惯。长期以来节俭始终被认为是优良品德，《百行章·俭行章》中载：“藏如山海，用之有穷；库等须弥，还成有乏；俭者恒足，丰者不盈。

在公及私，皆须有度。事君养亲，莫过此要”，告诫蒙童任何事物都不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要注重节俭，避免浪费，只有懂得节俭的人才能保证长期的温饱和富足。

《杂抄》中也记载，在粮食歉收的时节，要满足日常的温饱，再多的珠玉都比不过麦粟，告诫蒙童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面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即便是在粮食丰收的时节也不可随意浪费粮食，进一步教导蒙童在日常生活中要培养节俭的好习惯。

勤历来是我国优良的传统美德，其中勤又分为勤劳和勤学，无论是勤劳还是勤学都是蒙童需要从小就开始培养的良好习惯。

《太公家教》中载：“贫人由懒，富人多力；勤耕之人，必丰五谷；勤学之人，必居官职；良田不耕，损人功力”，根据王金娥的校释，“‘损人功力’指的是损害人的功夫和气力。

敦煌写卷《百行章》:‘好地不耕，终是荒芜之秽’”，点明贫穷的人之所以贫穷，主要原因是因为其懒惰，勤于耕种的人必定会收获大量的粮食，而勤于学习的人必定拥有很好的结果，无论是勤于学习，还是勤于劳动，都讲究一个“勤”字，只有真正行动起来，踏踏实实的做事，才能获得最终想要的结果。

谨慎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优良品行，唐朝时期童蒙教材中有很多关于谨慎方面的记载，都是教导蒙童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谨慎的状态，避免出现不合时宜的言行和举止。

《杂抄》中：“君子先思而后语，必有中”。《太公家教》中也特别强调“慎是护身之符，谦是百行之本”四。《百行章·慎行章》:“立身始终，慎之为大。欲论百行之中，慎行尤急”，明确强调了谨言慎行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道，告诫蒙童在日常生活中要谨言慎行。

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连接起来的共同体，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童蒙教育阶段也非常重视家庭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唐朝时流传的许多德行类教材中都有相关内容的记载，用来教导蒙童正确处理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正确处理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唐朝历代统治者都推崇以孝道治国，上行下效，百姓们也都非常重视孝道，当时流传的许多童蒙教材中都有关于孝的记载，从小就开始教导蒙童孝顺父母，培养蒙童的忠孝观念。

《百行章》中开篇就谈到了孝：“孝者，百行之本，德义之基。以孝化人，人德归于厚矣。在家能孝，于君则忠；在家不仁，于君则盗。必须躬耕力作，以养二亲……总父母身亡，犹须追远，以时祭祀，每思念之”。

教导蒙童孝顺父母是做人的根本，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全心全意的照顾父母，即便是在父母去世后，也要按时祭拜，常常思念父母。

《太公家教》中记载：“孝子事亲，晨省暮参；知饥知渴，知暖知寒；忧则同戚，乐则同欢。父母有疾，甘美不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闻乐不乐，闻喜不看；不修身体，不整衣冠；父母疾愈，整亦不难”。

都是孝子在日常生活中侍奉父母时需要做到的事情，教导蒙童要时刻关注父母的情况，能够及时的察觉到父母的疾病并认真细致的照顾父母。都是孝子在日常生活中侍奉父母时需要做到的事情，教导蒙童要时刻关注父母的情况，能够及时的察觉到父母的疾病并认真细致的照顾父母。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童蒙教材中将侍奉父母时的细节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都罗列的极为清楚，教导蒙童从小就要孝顺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要孝顺父母，还要尊敬兄长，与兄弟和睦相处，童蒙教材中就记载有很多教导蒙童友爱兄弟的内容。

《杂抄》中提到“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再新，手足断而难续。外人将弓来射我，我即弯弓而向之；兄弟将弓来射我，我即啼泣而向之”，将兄弟看的极为重要，即使是在兄弟要伤害自己的时候，也要避免与兄弟发生冲突。

一卷本《王梵志诗》中多次强调兄弟的可贵，教导蒙童珍惜兄弟之间的感情，在日常生活中要和睦相处，“兄弟须和顺，叔侄莫轻欺。财物同箱柜，房中莫蓄私。夜眠须在后，起则每须先。

家中勤捡校，衣食莫令偏。兄弟相怜爱，同生莫异居。若人欲得别，此则是兵奴。好事须相让，恶事莫相推。但能辨此意，祸去福招来”。

家庭是个大的整体，除了父母外，关系最为亲密的当属兄弟，因此要处理好兄弟之间的关系，切勿因为一些小问题影响兄弟之间的感情，与兄弟和睦相处。

任何人处在社会中，都需要与人交往，而交往就需要掌握基本的礼节和为人处世的一般原则。唐朝童蒙教育阶段就开始重视蒙童这方面的培养，从培养蒙童良好的礼仪规范开始，再进一步教导蒙童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当时流传的蒙书教材中都有相关知识的记载。

良好的礼仪在日常的交往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童蒙教育也非常重视对蒙童礼仪方面的培养，《杂抄》中就记载有很多在日常交往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其中“十无去就者”中“不卸帽，通暄凉”“言语多猥谈”“不叩门，直入人家”“主人未揖，先上听(厅)”“坐他床椅，交尸脚”“局席不慎涕唾”“主人未劝，先举匙箸”“探手隔人，取羹食”“众人饭未了，先卸匙箸”“不离坐使(便)溯(漱)口”等都是日常交往中不合礼节的做法。

《杂抄》“世上略有十种剖室之事”，“五不达时宜”，“五无所知”，“五不思量自度”，“六痴”，“八顽”中所包括的内容也都是日常交往中常常会忽略，但又违背正常礼节的事情，蒙童都应该引以为戒。此外《太公家教》、一卷本《王梵志诗》也都有相关内容的记载，都是教导蒙童在日常生活中要注重礼节。

在日常交往中除了要有良好的礼节外，也需要掌握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唐时许多蒙书教材中都有相关内容的记载，《太公家教》中：“言不可失，行不可亏；他篱莫蓦，他户莫窥，他嫌莫道，他事莫知，他贫莫笑，他病莫欺，他财莫愿，他色莫思，他强莫触，他弱莫欺，他马莫骑。弓折马死，偿他无疑”。

“必须慎之；见人善事，必须赞之；见人恶事，必须掩之；邻有灾难，必须救之；见人斗打，必须谏之；见人不是，必须语之；美言善述，必须学之；意欲去处，必须审之；不如己者，必须教之；非是时流，必须弃之”。

这些内容都是在教导蒙童日常交往中应该遵守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与他人交往时要有分寸，不过多干涉他人的事情，在他人遇到困难时，不要在旁边取笑，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在他人发出善意帮助别人时，也要给予赞扬。

此外，一卷本《王梵志诗》中也记载有“欲得于身吉，无过莫作非。但知牢闭口，祸去阿宁来。得言请莫说，有语不须传”，告诫蒙童要想自身安全，就不要去做坏事，听到一些闲言碎语，也不要随意的向外传达，免得祸从口出。蒙童在童蒙阶段就开始学习这些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目的是让蒙童尽早的适应并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