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专访倪鹏飞：大湾区城市之间要良性竞合，抓好四大策略

当“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的改革任务之首，市场化改革再掀关注热潮。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如今要全面深化改革，焦点自然落到了那些“先行地”“实验区”身上，广东责无旁贷。

深耕城市经济学研究领域多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几年前曾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是当前国内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市场化也是大湾区最好的规划师和设计师。转眼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已有五周年，大湾区也成长为全球最具前景的增长极，该如何引领市场化探索的新风向？

近日，倪鹏飞在接受南都“湾心向世界——大咖访谈”栏目专访时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成就了我国改革开放“奇迹中的奇迹”，其巨大优势在于制度改革，未来使命也在于制度改革，只有探索出具有全球意义的新的制度设计，才能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的标杆。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接受南都记者专访。南都记者 黄晓彦 摄

谈湾区市场化建设

多探索“全球标准”，努力做“全球标杆”

南都：据你观察，过去五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化发展有哪些显著变化？

倪鹏飞：大湾区的经济格局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市场化归根结底是要一体化发展，打破行政范围限制，但过去五年间受一些客观影响，部分限制不减反增。大湾区要加快消除这些壁垒，大力推进一体化进程，这很重要。

随着大湾区发展规划不断落实，粤港澳三地政府之间、企业之间以及政企之间的交流合作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交通便捷、技术升级，加之新的人才交流机制出现，港澳居民到湾区内地城市消费、就业、生活越来越频繁。

我认为，城市发展走过了“游落时代”“村落时代”“城落时代”，正在走向“流落时代”，就是人口和资源要素都可以大范围流动，但城市是不动的，大湾区在这一点表现明显。

南都：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如何认识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市场化的新形势？

倪鹏飞：制度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奇迹中的奇迹”；如果说制度改革创新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动力，那么大湾区能创造“奇迹中的奇迹”，就在于它在制度层面上具有更大优势。

国家赋予大湾区的使命是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标杆，我认为在制度层面上，大湾区也应该成为全球标杆。因此，我提出一个观点，即大湾区在市场化探索的过程中，要在“全球标准”层面探索多一些，在“中国特色”层面强调少一些，只有探索出具有全球意义的新的制度设计，才有可能成为全球标杆，否则很难被其他国家和地区效仿。

这里的“全球标准”并非西方标准，而是顺应时代需要、适应各地情况的普适标准。具体来说，要研究和总结中外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之处，并适应技术变化新趋势，形成一种更基本、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规则。

南都：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化要树立“全球标杆”，改革创新的着力点在哪？

倪鹏飞：我始终认为，市场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政府可尝试使用“股权化”的思维，量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政府的作用在不同时间、空间和领域不同且动态变化，以实现政府作用始终恰到好处。

我在对市场制度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研究中发现，市场制度有几个发展阶段，从家庭市场制度，到企业自由市场制度，接下来的目标会是个人自由市场制度。因为技术进步推动交易成本大大下降，未来不需要成立企业，个人就能直接对外进行交易活动。

这对于企业市场制度成熟的西方国家，短期内跨越到个人自由市场经济也许阻力更大。移动支付可能就是支持市场化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西方国家实现这一交换制度阻力不小，但我国很快就能实现，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便利性。原因在于，西方的老牌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先发地区，尽管意识到自身制度存在桎梏，但各种利益交织之下，他们很难打破束缚。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湾区的后起之秀，属于追赶型地区，它必须像这样推陈出新，克服世界上现有制度的不足，探索更新的制度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这种制度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强调全球普适价值，符合全球技术发展趋势。

广州珠江新城夜色迷人（2023年11月25日摄，无人机照片）。 2月18日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五周年。5年来，珠江两岸、南海之畔，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正在崛起。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谈湾区自身优势

为国内不同区域一体化带来启示

南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如何用好自身优势？

倪鹏飞：我国经济体量庞大、地域辽阔，建设统一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获取规模经济，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但推进起来比较缓慢，也比较艰巨。当中不乏地方利益保护导致行政分割格局等主观原因，但从客观层面看，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各地因资源禀赋相近而形成同质化竞争，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必然会采取市场保护、地方分割的恶性竞争策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各地逐渐培养出各自的优势，从原来的同质化竞争变成有竞争、有合作、有分工，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利益。

不过，仍有两大原因导致很多地方缺乏动力推进市场统一建设：一是长期存在同质化竞争的惯性思维，二是对于合作共赢中“先赢后赢、赢多赢少”的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因此，现阶段强调统一大市场，相关部门既要有硬制度去规定市场主体，也要创造条件来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具有相对高水平的市场一体化，已形成一定的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框架和发展经验，要为国内不同区域的一体化带来启示。同时，大湾区作为一个“双循环”枢纽，要通过不断引入国际高端发展要素，促进和引领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提升一体化水平。

南都：作为我国经济版图上的两大重要区域，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角力一直备受关注。有观点认为，目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优于大湾区，你怎么看？

倪鹏飞：我认为，不同视角有不同结论。从政府层面看，长三角的资源要素分工、产业互动的确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并取得了很大进展。粤港澳大湾区处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发展条件下，一体化不可避免存在一定壁垒，但从市场层面观察，由于企业发挥的主导作用，大湾区的一体化水平要高得多，湾区城市间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与相互融合，让大湾区越来越趋近于一个城市。

这是珠海横琴金融岛（2023年11月4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谈湾区城市竞合

培育发展自身长处，形成动态比较优势

南都：随着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粤港澳大湾区正迎来新一轮外商投资热潮。今年，粤港澳三地政府已连续三年携手招商引智。如何看待这样的发展趋势？

倪鹏飞：粤港澳三地能够一体化招商，说明背后有一定的制度安排，促进外来企业和人才更好地共享大湾区整体的外部效应和城市红利，获得理想发展。这既是大湾区一体化的重要标志，又进一步推动了大湾区一体化。

从做到一体化招商到做好一体化招商，大湾区还有很多探索空间。第一，粤港澳三地要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整体塑造粤港澳联合招商的区域品牌，应当汇总包括各地的资源要素、发展优势、市场需求等，这些都是支撑品牌发展的要件。

第二，做好共享招商的制度安排，这又涉及招商对象和招商城市不同层面。从被招商者层面看，企业和人才自然会认为能够分享整个区域的外部效应。所以，政府要通过协商做出制度性安排，让被招商的企业和人才分享不同城市的资源、要素、平台、服务和市场等。从招商城市层面看，城市之间也会考虑联合招商引资的结果会落到何地、利益如何共享等问题，各城市之间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实现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对称，才能使合作具有可持续性。

南都：广东建立了以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广州南沙、深圳河套为主的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体系。大湾区城市如何促进良性竞合，实现深度融合？

倪鹏飞：国家的总体战略是要促进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并带动中国、引领世界发展，其中需要一些支撑和抓手，如上述四大合作平台。四大平台具有不同的定位和分工，既符合国家总体的统一发展需求，又符合大湾区的实际发展情况。

据我观察，大湾区的城市竞合思维已发生显著变化，城市在相互竞争中逐渐形成各自的差异化优势，由市场来做出选择，这很关键。竞争与合作意识在加强，差异化目标也很明确，政府还要扮演好“地方主体”的角色，充分思考如何基于城市定位来创造优质营商环境，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目标的实现。

对于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策略，我概括为四个方面：靠己扬长处、借力补短板、携手打基础、共同抓关键。简单地说，一座城市必须致力于培育和发展自身长处，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才有资本与他人竞合。通过分工合作实现借力补短，而非重复建设、单打独斗，这就是大湾区的优势。针对区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等公共发展领域，城市之间需要携手打好基础，而中心城市要担起带头责任。最后，对诸如科技创新等每个城市都要紧抓的关键、核心领域，更要建立良性互动与合作关系。城市之间如此，各个平台之间也如此。

这是2024年9月18日拍摄的深圳前海。从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40多年间，深圳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样本。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谈南沙未来优势

要探索面向湾区的开放共享机制

南都：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于2011年完成了《广州南沙发展定位与战略研究》报告。10多年过去，你如何评价目前南沙的发展水平？

倪鹏飞：当初，我们给南沙设计的定位是“科学发展、从容跨越”，并非要像有些地区通过降低门槛，粗放式引入产业和人口，把发展空间迅速填满，快速做大做强，还是要稳扎稳打地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点我认为是超前的。

目前，南沙的发展不是高速的，既有内部问题和矛盾，也有外部环境变化等各种因素叠加，使得它不会呈现20年前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那种跨越式发展的景象。主要有几大矛盾：

一是“高与低的矛盾”，即南沙城市的高功能定位、高价值预期与南沙所处的低发展阶段、低人才引力现实的矛盾，万顷沙等部分地区高功能要求与低发展条件的矛盾；二是“远与近的矛盾”，即南沙部分产业、园区载体及公共基础设施的远期价值很大，但近期低效益（或低效率）的跨期错配矛盾；三是“外与内的矛盾”，即南沙面向湾区、融入湾区、服务湾区的外向性发展诉求与当前完善自身城市配套、提升内生动力的建设需求的矛盾；四是“聚与散的矛盾”，南沙是湾区城市群的“中心”，也是主要城市的“边缘”，与周边主要城市的互联互通、一体化发展后，南沙如何同时处理好“聚”与“散”两种力的关系，实现聚散两相宜。

作为一个国家级新区，南沙仍处于要素资源聚集阶段向植根结网阶段的过渡期，服务体系仍待完善，发展速度相对较慢。但我认为南沙即将跨越从积聚到爆发的临界点，一旦越过一个极点，它就可能会有更快发展，我们对它始终保持乐观与期待。

2024年10月3日，广州南沙大桥上的车流和狮子洋水道的船舶来来往往（无人机照片，10月2日摄）。国庆期间，粤港澳大湾区环珠江口100公里“黄金内湾”江面船舶来来往往，跨江跨海通道车流滚滚，一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南都：对于南沙塑造未来新优势，你有哪些建议？

倪鹏飞：南沙的发展优势不少，包括土地空间优势、交通区位优势、战略叠加优势、战略资源优势、成本领先优势等，南沙新区总面积803平方公里，远大于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和河套这几个重大平台，在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方面具有绝对的空间优势和特殊的示范意义，区位上也是最佳的共享发展空间。

南沙正在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几何中心走向区域交通中心和功能枢纽中心，未来还是服务枢纽中心。在我看来，南沙有两大任务尤为重要：

一是打造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相比其他三个重大平台，南沙的定位和功能是综合性的，因此在硬环境上更要加快与湾区主要城市的便捷交通连接，加强核心区外各类城市功能配套，在软环境上探索建立面向大湾区的开放和共享机制，有效发挥战略综合优势。

二是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南沙还是要做好“立足湾区”的发展谋划，当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性湾区，南沙作为其中一部分自然就具有世界性定位和功能，成为全球某些领域的“中心”。

出品：戎明昌 刘江涛

策划：王卫国

执行策划：周昌和

统筹：冯芸清 李欣

执行统筹：郑雨楠 黄琼红

采写：南都记者 莫郅骅

视频：南都记者 黄晓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