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话”的“90后”黄天骥教授:中山大学就是我的一切

　　黄天骥教授在中大康乐园。

　　《中大往事》百年校庆典藏版，黄天骥著，2024年，南方日报出版社。

　　《中大往事》2014年版(增订本)，其副题为“一位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南方日报出版社。

　　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有《黄天骥文集》十五卷，及《唐诗三百年》等。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获“全国模范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等称号。

　　这是黄天骥的再版书《中大往事》典藏版上的作者介绍，简洁明了，头衔只有“教授”二字。

　　这是90岁的黄老要求的，以前的行政职务一律不要上，“博士生导师”特别不要上，“‘博士生导师’这个称号我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影响很大，教育部都注意了，已经发了通知:博士生导师是因博士生培养需要而设立的岗位，不是职称体系中的一个固定层次或荣誉称号”。

　　在记者面前，90岁高龄的他精神矍铄，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岁月的沉淀并没有磨平他的棱角，“90后”的他依然敢言，不时直斥他眼中所见的各种弊端。作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最认可的是自己教师的身份，并以“国家级名师”为豪。曾经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黄老，如今讲话仍不改其诙谐顽皮和尖锐，“行政职务每评比一次，教师间的矛盾就加深一次。现在还评各种学者，难道我们越秀区还要评个东濠涌学者吗?没有道理这样搞的，这样搞教育永远搞不好。”

　　黄天骥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近70年，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他说自己现在上下午乃至晚上都在干活，“上午和下午写论文，晚上写散文。新出的《中大往事》典藏版是散文，增加的篇幅都是晚上写出来的。国内的学者，到我这个年龄未必能写东西了，我还能写。而且我这几年又出了几本书，有新书《唐诗三百年》，还再版了《西厢记艺术创作论》和《中大往事》。”

　　没人能想到精力十足的黄老，去年曾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可他把这个当笑话讲给记者，“去年直肠生了个良性肿瘤，割完五天可出院。我觉得开刀没什么特别，还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我读书的时候就是个调皮捣蛋的人，病床本来是拦住的，中间有一个缺口，我也不知道动了什么心思，自己爬出去。结果糟糕了，医生不让术后移动，我一动，伤口破损，要二次开刀，本来五天住院，变成住了一个月零七天。这期间，昏迷了十几天。中大很多领导都来看我，有一次，医院甚至通知我儿子半夜赶紧到医院，说明问题很严重了，但我一点都不知道。出院的时候，我自己看那个镜子，怎么一点不像我?我就觉得很搞笑。后来，中大医科的老师作报告，举例如何对待不听话的病人，就以我为典型，说黄天骥教授就是一个不听话的病人”。

　　说起自己的病情一笑而过，但说起去年因病去世的夫人，黄老不由眼泛泪光。他说，“现在写作前，都会把夫人的照片放在桌前，看她一眼，就像她依然陪在身边一样”。

　　“不听话”的黄天骥最突出的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我们这一辈都受俄罗斯的影响，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读书的时候就给你分配工作。你是研究唐诗的就专门研究唐诗，你研究小说的，你就研究小说，研究《红楼梦》的，就一辈子研究《红楼梦》。但我才不睬这些，学问哪里是这样做的?”

　　黄老以“戏曲研究为主，兼治别样”为方向，不仅研究唐诗宋词，还出过有关易经的书，“我其实也希望给那些一同研究的年轻学者参考，在业务上，你们必须要胡思乱想，要‘胡说八道’。”

　　他的这种治学理念，也许正来自中大的传承，如他所尊敬的前辈容庚先生做学问的精神。容庚曾说过，能辨认出那么多天书一样的古文字，是“靠猜”。所说的“猜”，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深厚的学殖为基础，掌握了充分的材料，经过缜密论证，才能解开许多千古之谜。而从求学到教学，从生活到工作，九旬的黄天骥身上有着深刻的“中大烙印”。

　　专访黄天骥教授

　　谈《中大往事》典藏版:

　　增补了对理科老师和中大老校长的回忆　　

　　记者:您为什么写《中大往事》这本书?

　　黄天骥:这本书2004年出了第一版，当时是为了迎接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以前，我写过一系列有关中大的散文，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就成了《中大往事》第一版。当时也有一些非中大的读者比较关注这本书，我到中华书局，书局里的人说“我们几个买了你的书”。我说，“中华书局在北京，你们买来干什么，也不是中大校友”。他们说，“不对。从这本书可以看到中国教育史的某个方面。”

　　等到2014年，中山大学90周年校庆出了第二版，我稍微添加了一些内容，主要是把我给中山大学写的一些碑文加上去了。包括医科大楼建成，学校要我去写的碑文。到了今年，南方日报出版社想再做一个百年校庆的典藏版，这一版跟以前不同的就是我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差不多100页的内容。

　　记者:这一百多页是增加了什么内容?

　　黄天骥:我这本书所写的都是我所经历过的与中大相关的事情。从我的角度，我作为一个中大学生的成长，还有我成为中大的一名教师后，我看到中大许多老师的品德和才华。比如写了我在中大读书时一些生活的回忆，当年开学的时候，还有下乡锻炼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写了一些中文系老师的往事。100多页的内容增加了很多对中大理科老师的回忆，特别是增加了我记得的几位中大老校长。

　　中山大学的老校长大家都记得许崇清，其实许崇清以后，还有多位校长，印象深的我都写了，特别是我把中山医科大学校长柯麟教授看成是我们中大的校长。中山医科大学在解放前就是中山大学一部分。1952年，我在中大康乐园读书的时候，医科学生跟我们同时在康乐园上课。1954年，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们分到中山二路，当时的校长就是柯麟教授。

　　2001年，中山医科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他们说是合并，我说不是合并，是互相回归，原来都是一个整体，不过是有一个阶段，由于某种教育市场的主导，把它分出去。回来以后，既然柯麟是中山医科大学的校长，也等于是中大的校长。其他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李嘉人校长、黄焕秋校长、冯乃超副校长等。

　　记者:在《中大往事》里，您写自己当年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为什么第一志愿是中大?

　　黄天骥:中大在解放初期乃至解放前，它的名声绝不低于北大。孙中山建立中山大学时，国民政府是很重视的，国立中山大学这个名声在解放前是很响的。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名校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同一时期，中山大学四千师生也从广州一路西迁，独立在云南澄江复课办学。

　　很多名师都在中大。特别是过去中大中文系有一个很强大的语言学科，以学界泰斗王力先生为首。等到我大学三年级时才全部调到了北大。可以这样说，在我读书的时候，如果从师资力量来讲，中大和北大是一样的，某些地方可以说超过北大。

　　比如我当时读的古代戏曲，中大有董每戡、王季思，北大的戏曲名师就不如中大多。当年北大屡屡在中大挖人，可见中大的师资力量当时是非常强的。而且我是广州人，爸爸就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祖父说那你就子承父业去吧。　　

　　谈中山大学:

　　中大精神就是“头啖汤”和“人情味”　　

　　记者:能不能谈谈您对王力、董每戡、容庚等中大名师的印象?

　　黄天骥:大学一年级，王力先生给我们上现代汉语，他很有趣，讲话的速度非常慢，上课不是站在讲台上，而是一边讲，一边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因为预习过，王力先生讲上一句，我就知道他的下一句，有一次我记完笔记没事，就在笔记本上给他画漫画:圆圆的脑袋，再画上眼镜两个小圈，他从后面走过来，正好看到，说:这不是我吗?然后笑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走了，也没有处罚我。

　　求学年代，我常常调皮捣蛋。有一回上课，董每戡先生因事迟到，同学们静静地坐等，我却不耐烦，张望外边无人，便学着董先生惯常走路的姿态，半弯着腰，大摆着臂，悠悠晃晃，然后走上讲台，用食指擦擦鼻下的“胡子”。同学们看了，哄堂大笑。我正在得意，笑声骤止，回头一望，只见董先生在课室门口盯着。我手足无措，赶紧溜回座位。下课时，董先生叫我留下。我想，这回惨了，准要挨批了。谁知他一边拍打衣袖上的粉笔灰，一边对我说:“我看你的模仿能力不错，研究戏剧合适，以后多跟我讨论，好吗?”我一怔，说不出话，只会呆呆地一个劲儿点头。以后，我的兴趣就从研究古代诗词，转到了研究古代戏曲。

　　古文字学家容庚的大名，我在中学时代就听过。新生入学周过后，我跟几个新同学便到他家拜访。容老领着我们楼上楼下一一参观，告诉我们，他的书房虽然名为“五千卷金石书室”，但所藏有关研究金石、文字、碑帖等的典籍，早已逾万。我们从未见过这样多的古籍，又惊又喜。不一会儿，容师母捧出了一盘荔枝，让我们品尝。容老看到我们拘谨，便笑着说:“后生仔，不必害羞，你们是大学生，我却没有上过大学。”他似乎觉察我们有些疑惑，还特地补充:“我说的是实话。”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容老确实没有经历过大学的本科阶段。实话实说，是容老平生一大特点。

　　记者:您理解的“中大精神”是什么?

　　黄天骥:中山大学是岭南文化的一个代表，代表广东精神、岭南精神。孙中山首创的中大是岭南地区最重要的大学之一。现在省里面要求我协助出版《岭南文化大词典》，我自己理解岭南文化是“求实、包容、交流、开拓”。包容一切，但是包容不是东西都拿来，而是把中外古今的都交融在一起，然后进一步创作出新的品牌。按我的理解，广东、岭南精神就是这样，中大也是这样。

　　中大80周年校庆时，我们请凤凰台制作播出了一个长达90分钟的纪录片，连续播放九天。当时导演来问我们，用一个什么词藻来统帅中大的灵魂呢?当时学校派了我和陈春声，他当时是副校长。我想了一下，说“头啖汤”，敢于抢第一，勇于创新。陈春声补充了一句“人情味”。我觉得“头啖汤”和“人情味”就是中大精神。

　　中大很多做法都是很创新的，比如1986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尝试实行“一百篇作文”，这在全国都没有先例，要求中文系大学生在求学期间，要交一百篇文章，纳入学分。这个做法一直坚持了36年。所有老师，包括系主任、行政人员也要参加指导一至两个学生。当时我做了调查，发现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从事的职业多与笔杆子有关，但当时学生一旦考上大学，立刻松了“弦”，有的甚至连个检查都写不好。

　　中山大学也确实比较重视人情味，师生之间、同事之间很多都是跟学校紧密联系。《中大往事》里讲到很多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帮扶，还有我们同事之间互相帮助，都充满了人情味。

　　记者:您用“酸甜苦辣”四个字概括了自己大半生的遭际与感受，能不能谈一谈您在中大的酸甜苦辣?

　　黄天骥:酸甜苦辣我都经历过，甜为主。苦就是“大跃进”时，饭都吃不饱。酸就是有时候工作上不如意，会心酸。辣就是明知这个问题很难，但我还是去干、去冲。

　　所以，我在中山大学近70年的工作，主要是甜。有老师对我的关怀，同学对我的鼓励，学校领导对我的栽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了飞跃的进步，一生的工作职业还是稳定的。看到国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进步，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很自豪高兴的。

　　记者:那您觉得在中大70年，中大给了您什么?

　　黄天骥:中大让我学会做人，做学问，这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当然，也给了我一个家，我太太也是中大毕业，她比我低一年，是我中文系师妹。我的儿女也都是在中大出生，中山大学就是我的一切。现在学校100周年校庆了，我也要回校参加活动，最近非常忙。　　

　　谈治学与育人:

　　融会贯通做学问，勿怕“输在起跑线”　　

　　记者:您一直倡导学问要融会贯通，能否举例您是如何用戏曲来解读唐诗?

　　黄天骥:我的书全部都有“创作”两个字。我学古代文学目的是古为今用。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目的是希望能够为今天的文艺创作服务。我新出的《唐诗三百年》，原名也叫《唐诗创作论》，后来出版社改成《唐诗三百年》。

　　如何用戏曲来解读唐诗呢?比如《三吏》是唐朝诗人杜甫创作的三首诗，即《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其他两首诗，官吏都出现了。而唯独《石壕吏》，题目叫“石壕吏”，但是吏没出现。全首诗里有一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吏呼一何怒!”怎么怒呢?没讲。“妇啼一何苦!”讲了很多，“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都是老太太自己诉苦。

　　下面紧接着，老太太提到，“室中更无人”。怎么会自己说室中无人呢?肯定是吏问你家里有人没有。老太太刚说没人了，但接着说，“惟有乳下孙”。肯定是吏听到了小孩子的哭声，问她这不是有人吗?她才回答有个孙子，可是她说了“惟有”，就是只有一个孙子。这就和她下面的哭诉又矛盾了，“有孙母未去”，有孙子的母亲还在。这肯定是吏层层逼问，问她，你有孙子肯定有媳妇，媳妇去哪了。她只能回答，“有孙母未去”。吏知道媳妇在，肯定问了她为什么不出来?才有了老太太接下来的哭诉“出入无完裙”。

　　这就很有戏曲画面了，可以把它还原成一本戏曲。这诗和戏曲不就可以融汇贯通了吗?当我研究戏曲的时候，我用诗词的眼光，当我研究诗词的时候，我用戏曲的眼光把它贯通起来。

　　记者:您研究《西厢记》的时候，又是怎么用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的?

　　黄天骥:当我理解《西厢记》和《牡丹亭》时，我分析到一些场景都是具有诗意的，这个诗的意境，味道要传达出来。我也出了一本《牡丹亭创作论》。我要认真理解它某些唱词，是怎么曲折表现出它内心的一种思想，这个是诗的语言。戏曲的曲本身就是一种诗词。

　　所谓诗词就是抒情，往往在传统的优良的戏曲中曲的部分就是抒情。像《牡丹亭》的“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全是诗词。如果我们用诗词眼光，就是要非常细心剖析其当时的内心状态。

　　《西厢记》里，莺莺写了一首诗邀约张生。“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傻乎乎的，“拂墙花影动”理解成跳墙过来。其实人家叫他“迎风户半开”，让他从门进来。他傻傻地跳墙过去，结果一抱抱到红娘，抱错人了。张生虽然很聪明，但人在谈恋爱时会犯傻，喜剧就这样出来了。如果用诗的眼光去判断莺莺的词，联系到一系列的戏剧情节，把它融汇贯通，对现在的创作也是很有帮助的。

　　后来，很多地方戏把唱曲作为说话那样写，一点也不美。粤剧有个好处，它往往有一首主题曲，就是诗歌的写法，潮剧也是这样，不像京剧有很多日常的用语。

　　记者:在《中大往事》里，您写了很多名师。您本人也是国家级教学名师，您认为大学生应怎么样听课呢?

　　黄天骥:我读书时，有些老师讲课讲得很好听，我很用心。考试的时候很有用，等考试完以后，我也忘了，尽管他讲得很好。

　　我的学生肯定也是这样的，当考试完了以后，他们肯定都不记得我讲什么。而且我听课的时候不太做笔记。比如说你要考我李白是哪年生的，我记来干什么?我当然知道，我一查辞典字典就知道。等到老师讲课，他肯定会说李白是出生于多少年，那我不记。

　　读大学求的是智慧，大学老师给我们的是智慧，通过老师和学生的交流。老师必须要认真备课，尽管你知道学生未必记住你什么，但是你要把你的思想的方法贯穿在你讲课的内容，让同学们在听课里面得到启发就够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没有研究，你对某一个问题研究不深，讲出来同学就不会动脑筋记住。所以，大学教师需要科研，但是大学教师无论如何教育都是第一位的。我们不同于社科院，也不同于中学老师，中学老师不要写论文，我们需要写论文，但是不必太多。

　　记者:您怎么看现在的教育状况?年轻人应该如何提升自己?

　　黄天骥:我的中学成绩一般，我的大学成绩是比较优秀的。人的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没有必要揠苗助长。

　　特别是有些人提出了一个口号，“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对中国人民非常祸害的一句话。从传统来讲，学而优则仕，都希望做官。那是唐朝末年，特别是宋朝开始这样搞，倡导“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而中山大学的创办者孙中山先生对我们的要求完全不同，孙中山先生说“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你初心就是要做大事，不要初心就是我将来做省委书记，从小就希望做什么尚书，然后爬到宰相，这本身是封建思想的残余。

　　大家都不要输在起跑线，于是每所小学、中学不断考试，学生一点活动和思想的余地都没有。各所学校考试排名、分档次，学校考生多少名考上清华北大一个档，多少名考上中大一个档，校长为了出成绩，办法就是压着你读书，考试考到学生麻木为止。

　　现在教育部门慢慢开始扭转了，希望能看到成效。我看自己的成长经历，所谓后来多少做出一些成绩，跟我中小学考试毫无关系。到了大学，我才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我一到中山大学第一个学期，十三科我都是满分五分。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许晓蕾 实习生 戴银欢

　　图片提供:黄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