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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俊｜虚与实的交织：《听见光》的成长叙事

七夏10小时前新闻资讯10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舒辉波创作并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童话等文学作品四十余部，曾两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四次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而他最近面世的《听见光》（晨光出版社，2024年3月），是继《梦想是生命里的光》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非虚构儿童文学的力作。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打破虚构与非虚构写作的边界，通过三层文本的融合、双重视角的切入，为我们讲述了从云南走向世界的青年盲人小提琴家张哲源的成长故事。

三个文本层次

“真实”是非虚构写作的核心要素，也是其区别于虚构写作的基本特征，而作家一旦进入创作层面，不管拥有多少真实材料，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要表达什么和怎么表达。一种观点认为，为了保证作品的真实性，非虚构写作应该坚持零度书写；另一种观点认为，非虚构写作中的真实建构是一种充满个人化、具象化、情感化的创作，需要在写作中凸显创作主体的在场性。在《听见光》中，作家舒辉波同时使用两种叙事方式，对真实题材进行文学加工，为之注入审美元素，使其具有三个文本层次：

第一个层次由主人公哲源的访谈实录组成。作者从2021年开始做写作准备，三年里多次前往云南采访调研，仅采访录音资料整理成文就有120万字。作者从这些采访中选取关键对话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二个层次是作品的主体，即哲源的成长故事：哲源从幼儿园到爷爷家；从昆明市盲哑学校到北京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从北京联合大学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兜兜转转，去到更大的世界……作者运用文学手法，通过虚构细节、场景对话和心理描写，在真实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从而使读者获得一种在场的真实感、生命感和代入感，让读者沉浸在哲源的成长故事中。第三个层次，是访谈与成长故事产生的互文与对话。哲源的成长故事按时间顺序推进，又不断被时而插入的访谈打断。有时，对话内容是对后文的预叙，如“第三章：G弦之歌”的开篇，作者问：“你被温玉茹关进柜子这件事对你的成长有影响吗？”用关键问题形成悬念、引出下文；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不断提醒读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有事情都已发生，而所发生的一切必有回响。有时，作者和哲源会进行哲学性的对话。在《听见光》的结尾，两人讨论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作者问：“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悲剧人物吗？”哲源回答：“审视我的人生，目前为止，我觉得更像是一出荒谬剧……我所有的进程都因为这个病一下停滞了……这种感觉像是等待戈多，至于戈多会不会来，我不知道。”由此，作者将故事的结局留给了时间；而现实中，哲源的人生还将继续。《等待戈多》用“等待”的行为强迫读者直面时间的流转；《听见光》中，作者和哲源的一问一答就像一个个网子，不断把读者从故事中打捞出来。这种多层次且开放性的文本形式，使《听见光》具有了更深入的存在性的意味——人是时间的生物，过去和未来只是想象，而我们只存在于此时此刻。

两重叙事视角

与三个文本层次相对应的是两重叙事视角。“视角是一个地点，作家由此倾听和观察。选择此地而不是彼地作为视角，决定了看得到什么，看不到什么，谁的心灵可以进入，谁的又不可以。”（特雷西·基德尔，理查德·托德：《非虚构的艺术》）。因此，为了追求真实性，在进行非虚构写作时，作家们最常使用的便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舒辉波的第一部非虚构文学《梦想是生命里的光》即是如此；文本中，“舒老师”既是受访者故事的听众，又为读者转述这些故事，同时他还向我们断断续续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作为观察者，第一人称的身份让“舒老师”十分便利地发表对于事件、人物的看法。

在《听见光》的文本里，作者则采用了两重独特的叙述视角。

其一，放弃作为观察者“看”的权利，不再用自己的眼光观察与审视叙述对象，而是选择“听”的方式，去记录、倾听、回应和对话。如此处理，一方面是对人物的体贴与尊重。作者为了体验哲源的生活方式，曾在家里、在小区、在街上，蒙着眼睛或是闭着眼睛行走。另一方面有利于传达人物的内省性，当哲源回望过去经历时，也在思考和拥抱过去的自我；当他与作者对话时，也在与自己和读者对话。

其二，创新采用了一种极少被运用于非虚构写作的叙事视角——无限制叙事视角。因为非虚构写作追求真实，“无所不知”并不是非虚构写作的一种自然状态。从读者心里而论，一般以为哲源所经历的不一定都是作者所能了解的；但相信哲源所感受的可能也是作者所能感受的。读者对文本的信任，通常基于对叙事艺术的信任。通过“听”的方式，作者潜入哲源的心灵世界并与其话语，说出只通过“看”所不可能知晓的东西，从而让自己与哲源与读者之间，形成具有情感共振关系的信任同盟，同时也让读者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对哲源的成长故事产生共鸣。

一个大写的人

叙事选择背后隐含着深层的伦理诉求。非虚构写作不仅仅是通过文学手法讲好真实故事，更是要揭示人生真相，探索生命本质，最终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而回答这些问题时，极端的生命状态，如身体的“疾病”和“残缺”似乎是文学表达偏爱的题材。作者的非虚构写作体现了对这类边缘人物的关注，但对“疾病”和“残缺”的书写，并不直接赋予情感色彩和道德评价。正如刘绪源在《梦想是生命里的光》的序里指出的那样，“他的作品没有过剩的情感——那种虚假的抒情和苍白乏力的感受。”作者的写作克制而真诚，这种真诚源自作者对人的认知——没有边缘的人，只有不同的人。

《听见光》中，主人公哲源一直在思考自己和别人的不同：第一章“看不见”，哲源通过很多小事，发现了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他把这归之为“边界”，定义为“心墙”；第二章“新世界”，哲源刚到盲校时，经常想：“为什么我会跟身边的人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我以后的人生会怎么度过？于是，我就想让自己尽量和周围人没有太大的区别。”第四章“寂静之声”，哲源反思：“我总觉得自己不一样，既和健全人不一样，又和盲人不一样。”作品最后，作者问：“你觉得自己更幸运，还是更不幸？”哲源回答：“我觉得我肯定还是更幸运的……我努力拆掉了我面前的很多‘墙’，做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去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也见识了这个广阔无边的世界……我不用眼睛，而是用耳朵和心灵，看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并被这个丰富的世界塑造成了一个丰富的人，为此，我心怀感激。”因为时间的有限性，人类始终渺小。不仅哲源，生而为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都有需要打破的心墙。

作者虽然写了一位盲人小提琴家的故事，但这不是苦难叙事，甚至也不是励志故事，而是一个纯粹的人在不断追寻与奋斗的故事，是一个大写的人如何获得幸福的故事——他的幸福与他追寻、奋斗的所谓结果无关。哲源从认识到自己的不一样，到接受自己的不一样，再到感恩自己的不一样，他已不是一个眼盲的弱者，而是一个生命的强者，他的生命有力量——这力量和他是否失明有关而又无关。

歌德曾提出著名的“浮士德难题”，即每个人在追寻人生价值和意义时，都无法逃避灵与肉、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和冲突。在《浮士德》诗剧中，不断追逐真理的浮士德，虽被忧愁吹瞎了双目，却感到心中“有光明在照耀”[1]；《听见光》中，不断拆掉“心墙”的哲源，虽然眼盲，却深感自己的幸运。正是基于作者对人的深刻认识，哲源这个人物具有了浮士德式的哲学意味；也正是基于作者对何为幸福的深刻认识，《听见光》打破了虚构与非虚构文学的边界，讲述了一个盲人成为大写的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