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研学游落入部门争权机构争名企业逐利局面？戴斌建议

“研学旅游不仅仅是市场和产业，也不能简单地当作生意来做；它不只是课堂教育的延伸，不能简单地把课堂搬到校园外。”10月25日，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中国研学旅游发展报告·绍兴发布”活动上发表主题演讲。

自2016年十一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研学旅游迅速成为增速显著的社会教育活动。

戴斌表示，《意见》的发布要在评估考察的基础上督促落实，激发教育部门参与和组织研学旅游的积极性。在稳住中小学生基础人群的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还要稳步将研学旅游参与人群逐步扩展到学龄前儿童、大学生、成年人、老年人，进而覆盖全生命周期人群，形成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长教育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终身教育体系，让每个人都能实现“书生意气的研学、家国天下的旅游”的成长目标。

除了教育部门、旅游部门之外，戴斌认为未来还要考虑从哪些角度推动，如何让受教育的主体、教育主体及市场主体形成共识和融合。戴斌强调，要加快形成高位推动、央地协同、政企合作的研学旅游工作新格局，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把握研学旅游的发展，全面认识研学旅游对于青少年全面发展，对于构建国民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意义，让研学旅游回归社会发展导向和事业属性。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发表主题演讲。

研学旅游进入发展快车道，政策红利仍在释放

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研学旅游大国。据戴斌介绍，2016年之前，研学旅游主要表现为高收入家庭的中小学生的海外游学和冬、夏令营活动，没有明确的产品概念，也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更没有形成规模。2016年发布的《意见》，将研学旅游（当时叫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2亿多在校学生的研学旅游需求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研学旅游进入发展快车道。

而如今政策红利仍在释放。就以近两年为例，2023年7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布《中国国家博物馆研学机构管理办法（试行）》，今年1月份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发布了《“多彩研学游华夏”研学旅游主题活动》等。

此外在设施方面，过去十年国家福利彩票公益基金累计投入近50亿元支持全国研学基地和营地建设，截至2024年6月，教育部共批准了581家国家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40家中小学生研学教育营地。

在国内旅游市场的散客化和自由行趋势下，以团队、线路、导游和包价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旅行社也发现了这一新兴市场，并积极介入这一市场。数据显示，自2016年起，机构中包含研学业务、范围涵盖研学的市场主体数量超过了3万家。

“现在这些旅行社、研学机构已经形成了一批品牌和接待的标准，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市场经验。”戴斌表示。

从市场来看，《报告》预计2024年全年研学相关的招投标总次数与总金额较2023年同期有所回落，但较2019年仍然有明显提升，也将超出2021年水平。如以学校为采购主体，2024年1—7月招投标金额表现已超2023年同期水平。

经过戴斌几年的观察，他也发现如今研学旅行已经完成了从概念的导入到政策的创新，一直到产业实践不同的发展阶段。

“今天，研学旅游正在面临着凝聚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集成更加多元的政策支持以及探索更加多样的产业实践的新阶段。”戴斌说。

10月17日，参加研学活动的学生在桂峰村里游览。金秋时节，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洋中镇的桂峰村，古民居与“晒秋”场景相映成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许雪毅 摄

“研学旅游快速发展进程中，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需要注意的是，研学旅游发展迅猛的同时，“游而不学”“学而不游”“价格虚高”“质价不符”等讨论多了起来。游客们一边吐槽，一边出行。

“研学旅游快速发展进程中，遭遇了‘成长的烦恼’。”戴斌表示，研学旅游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比如产品层面的“游而不学”和“学而不游”，在组织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和文化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底线的坚守，也有体制层面的共识不足、中央条块分治等发展中的问题。

相对于美国近两百年的营地教育、日本一百三十年的修学旅行、芬兰从长期学校教育中演化出的自然教育，我国研学旅游发展只有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从2016年正式算起，满打满算九年（八年多的时间）。

“到目前来看，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只是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公众认知和广泛的社会认知，还远远没有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统一、政府与市场相同协调，家长、学生和社会都比较满意的理想状态。”戴斌说。

戴斌表示，加上供给侧的研学项目功能化、需求侧的研学线路和研学课程的商业化，以及时有发生的安全问题，导致社会对研学旅游发展的普遍存在着“爱之深、责之切”的心理。有的学校将是否参与研学和参与何种类型的研学，与单项成绩和综合评价挂钩，有的企业由于专业能力不足导致研学课程质量不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让高速成长的研学旅游发展进程出现停滞或者衰退。”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家庭文化教育、旅游娱乐支出还存在很大差距。对于多数家庭而言，支付价格不菲的研学旅游费用有一定压力，且不同的家庭体验不同，这些问题都是研学旅游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如何避免研学发展中“部门争权、机构争名、企业逐利”的局面？

在研学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有三件事令戴斌十分忧心：部门争权、机构争名、企业逐利。如何避免落入这一局面？戴斌强调，“一旦陷入‘部门争权、机构争名、基层摘牌、企业逐利’的局面，事情就糟糕了。只有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把握研学旅游的发展，全面认识研学旅游对于青少年全面发展，对于构建国民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意义，才能让研学旅游回归社会发展导向和事业属性。”

“不管过去叫‘研学旅行’，还是今天叫‘研学旅游’，都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为国家的未来推动社会教育，这才是所有政策合力或政策协同的基础。”戴斌说，“离开这一点，我们将在很多政策设计上、中央和地方的协同上举步维艰。”

戴斌强调，要加快形成高位推动、央地协同、政企合作的研学旅游工作新格局。加强党对研学旅游和社会教育的全面领导，将研学旅游纳入有关协调议事机制。

戴斌表示，“宣传部门是否应该成为牵头部门，主责部门是否应该双主责，协同部门是否应该把科技等相关部门也纳入到协同范围，包括国土、海洋，这都是我们要探索的，从而构建研学旅游的新格局，以贯彻建设旅游高质量发展工作新格局的要求。”

他建议尽快以中办、中宣部、国办名义发布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关于推进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形成各个部门相互协调的机制。其中重点是提升参与度和覆盖率，让更多地区的中小学生、青少年参与进来，适时出台中小学“春假”“秋假”制度，让研学旅游均等化。

此外，为进一步适应研学旅游发展新需求，戴斌认为应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机制。包括及时颁发研学课程、研学线路、旅游服务和研学旅游基地标准，发布国家和地方研学营地的建设规范。但他也强调，不能一下子放得太开或一管就管得太死，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探索，做到高级市场先规范、后发展，初级市场先发展后规范。

“国家的事国家办”，戴斌认为，应将研学旅游国家营地纳入财政和用地保障范畴，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研学旅游地方营地。此外，可以培育一批面向青少年健康成长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研学城市，培育一批面向不同年龄段和寓学于游的研学旅游国家线路。

另外，在未来一段时期，如何依托于乡镇、生源萎缩的闲置校舍也是戴斌关注的问题。“乡村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少，有的校舍就闲置了。而研学旅游不是简单地旅行社跟着走、住酒店就行了，它一定要有相对封闭、安全的空间进行推进，如何利用这些校舍资源，通过客源城市小规模投入、专业化改造，建设一批城市依托型的基地营地，也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

研学旅游的发展是一个社会教育的过程。戴斌强调，“只要我们真正认识到教育的成长不只是在学校，旅游功能不只是商业，我们就有共识了。不管是教育部门、旅游部门，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有了共识，为了人民素质的提高，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事情，希望研学旅游越来越好。”

采写：南都记者王玮 发自浙江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