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最先贩卖的是亲生儿子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庭审画面。　央视截屏图

　　10月11日，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

　　此案去年一审时，余华英被判死刑。二审后，因公安机关又发现余华英其他涉嫌拐卖儿童犯罪事实，贵州高院裁定案件发回重审，余华英被控拐卖儿童人数从11人增至17人。

　　据央视新闻报道，余华英1963年出生于云南，20多岁外出打工时结识龚显良。两人同居期间，余华英生下一个男孩。他们通过中间人把亲生骨肉送到河北邯郸，换得了5000元报酬，也开启了拐卖儿童非法敛财的罪恶之路。

　　从1993年到2003年，余华英分别和龚显良等人多次前往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拐带儿童。在他们拐卖的儿童中，有5对是一起被拐走的兄弟或兄妹，一个个家庭因此破碎。

　　贩卖亲生骨肉换取5000元　　

　　据记者了解，法院所说的原判漏罪，指的是余华英涉嫌拐卖的儿童从11人增加到17人。记者独家获取了之前一审、二审的庭审画面，庭审中，余华英拐卖儿童的犯罪过程被详细披露。

　　余华英，1963年出生于云南，21岁时她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后生下一女。1992年，王加文涉嫌盗窃被抓后，余华英开始外出打工，并结识了龚显良。两人同居期间，余华英生下一个男孩。而就是这个她的亲生骨肉，竟成了她和龚显良面对生活拮据时贩卖的第一个孩子。

　　就这样，通过中间人，他们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到了河北邯郸，换得了5000元报酬，也开启了他们拐卖儿童非法敛财的罪恶之旅。

　　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间，余华英和龚显良、王加文多次前往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拐带儿童，他们往往会选择在一个城市租房住一段时间，然后混入当地社会圈子，物色潜在目标。　　

　　一根冰棒骗走5岁男孩　　

　　1994年7月19日，贵州省都匀市，陈丙连在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因无人在家，她11岁的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百子桥附近玩耍，这时突然出现了3个陌生人，热情地递给孩子冰棒。几分钟的时间，陈丙连的小儿子就被一根冰棒拐走了。

　　此后20余年，夫妻俩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寻找儿子，辗转福建、山东、广东多地，他们还将儿子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只为能有一丁点儿子的下落，但始终杳无音信。

　　从此，夫妻俩一边照顾大儿子，一边寻找小儿子，在漫漫寻亲路上，陈丙连的丈夫遗憾离世。　　

　　有5个家庭两个孩子被拐　　

　　余华英和龚显良开始更加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地犯案。在他们拐卖的儿童中，有高达5对是兄弟或者兄妹一起被拐走的。

　　贵州都匀的修鞋匠罗兴珍的一双儿女——华兰和华白就是其中一对。余华英供述华白卖了6000元，华兰卖了3000元。

　　27年里，罗兴珍为了等待自己的孩子回家，在都匀市长途客运站门口竖起寻亲的牌子，摆摊修鞋。如今，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找到了华兰与华白。

　　而据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每次实施拐卖儿童活动的时候，还会把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利用孩子之间天然亲近感，拉近与被害人的关系，以一起玩为由将被害人拐走，利用年幼的女儿作为犯罪工具足见其险恶用心。

　　2022年余华英落网时，她的同伙龚显良已于2002年去世，然而公安机关发现，龚显良的去世并没有让余华英收手。2004年，她在云南再次拐卖儿童作案时被抓，但当时她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

　　2022年余华英再次被捕，她罪恶的过往也不断被揭开。

　　焦点释疑

　　重审余华英拐卖儿童案

　　“罪无遗漏”体现司法公正

　　重审是一个怎样的法律程序?会不会对余华英的量刑造成影响?如果不发回重审，而是直接二审中对新发现的犯罪事实进行审判，可以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解释，发回重审是又出现了新的事实，比如说她到底是拐卖了17名儿童，还是只拐卖11名儿童?在事实上是有争议的，需要通过严格的审判程序重新去查明。

　　程雷说，重审后案子又回到了一审的过程，一审结束以后被告人还有上诉的权利，检察机关有抗诉的权利。又重新开始了这么一次过程。重新审判，一审法院应该更换合议庭，原来的审判人员都不能参加新的合议庭。

　　程雷解释，二审法院它要考虑到如果不发回重审，在二审当中可以把这个案子了结了。但是其实对被告人而言的话，对新的事实她实际上没有上诉权了，也就剥夺了她的上诉权，所以发回重审对查明事实和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发回重审后，对被告人的量刑是否有影响呢?程雷解释，取决于法庭证据的调查和法律的适用，不排除这种最后的定罪量刑的刑期发生变化。但是总体上看这个案子，其实已经用到了最高刑，然后附加刑也是没收个人财产，是顶格在适用了。

　　余华英一审已经被判处死刑，这已经是最高刑罚了，还有必要发回重审吗?程雷说，其实一次审判不仅是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宣判，也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一种抚慰和补偿。第一次审判的时候，只对11名被害人的权利进行了抚慰和救济。但是又发现了6名被拐卖的儿童，这6名被拐卖的儿童及其家庭，他们因为犯罪遭受的损害也应该进行补偿和救济。所以这次新的审判把他们追加进来，使他们实现公正，所有的被害人及其家庭都应该从审判当中获得正义。能够救济更多的被害人受到的损害和权利受到的侵害，然后让更多被害家庭受到的冤屈得到伸张，也更加严格地遵循了法定程序原则。

　　故事

　　人贩子的名字，她从5岁记到30多岁

　　“不能放过她，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杨妞花是被余华英拐卖的儿童中的一名，也是最特殊的一名。是她，亲手将余华英送上了被告席。人贩子的名字，她从5岁记到30多岁。杨妞花对余华英案的跟进没有停止，因为“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

　　杨妞花被拐是在1995年，她5岁时。邻居余华英以“买织毛衣的签子”为诱惑，牵着她出门。杨妞花被带上汽车又带上火车。

　　在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姚寨乡姚寨村，人贩子余华英拎着瘦小的杨妞花，像兜售一个物件。一直到1996年1月27日，在中间人反复强调杨妞花是“父母不要的”之后，一名王姓老太太以2500元的价格买下了她。因为“奶奶”怕她读书多了一去不回，13岁时，杨妞花被迫辍学打工。2009年，“奶奶”去世的次年，她和相亲认识的男朋友结婚。

　　2012年，杨妞花在寻亲网站上登记、去公安部门采血。她记得家附近的小木桥、火车道、小卖部，记得爸爸的名字，“外婆”在方言里的叫法，但这些，不足以指向一个明确的地点。

　　2021年4月，杨妞花学会了使用社交平台。寻亲视频发出后大约半个月，被堂妹看到。杨妞花找到了自己的姐姐桑英。

　　在杨妞花望眼欲穿的方向，39岁的爸爸杨新民郁郁而终，32岁的妈妈熊棉衣也带着破碎的心去了。姐姐桑英在11岁那年成为了孤儿，与妞花有着相似的命运，13岁的时候，她也开始了外出打工的生活。

　　杨妞花和姐姐相拥回到了她们出生的贵州省织金县官寨乡。杨妞花当时想，必须让人贩子付出代价。当年给余华英介绍买家的王姓老头，从2021年到2022年，杨妞花反复找这个中间人，“软硬都说，你都90多岁了，就算抓了你，可能也不会被判刑，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带到棺材里面去?”

　　中间人终于同意作证。接下来是立案，拿着人贩子的名字，杨妞花用了一年多时间，一趟趟在河北和贵州之间往返，到2022年，她成功了。

　　2022年6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立案，24天后，余华英归案。

　　“去立案的时候，我就去查清需要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证据才能立案。到公安局，我就一直在讲有利于我的道理。抓到人贩子之后，我又赶紧去查怎么样能够让她判得更重。我知道证据是最关键的，所以配合公安人员取证，店可以不开，我哪都能去。”没有人怀疑杨妞花的决心。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事。因为许多人还在路上，杨妞花知道，她代表的，不只是自己。寻亲家长的求助，只要能帮，她一定帮。

　　综合央视新闻、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